时间匆匆，转眼一个月时间过去。

从1991至1994年初，港府不断制订并完善平抑楼价、打击炒卖的措施，主要内容有：

买家须付楼价5％作按金；

限制内部认购比率低于50％；

楼花转售征收2.75％厘印费；

将住宅楼字按揭率由9成降至7成；

向频密买卖楼字的投资者征收利得税；

将提前赎回按揭贷款的罚金增至5万港元或楼价的3％；

将500万港元以上住宅的按揭率降至5成，

等等。

措施不可谓不严厉，然而收效甚微。

首先是地产商普遍认为，管制太死，不利于楼市的发展；

其次，地产商与某些银行暗中勾结，阳奉阴违，擅自提高按揭成数；

再次，港府在执行过程中不力，并有带头炒高价格的嫌疑（趁高拍卖官地）。

结果，楼价愈炒愈高，高到置业者无法承受的地步。

舆论在指责地产商、炒家的同时，亦严厉地批评港府。

1994年第8期《今日港澳》指出：“从港府来看，土地拍卖价格越高，库房收入就越多。以去年为例，全年卖地及因更改用途而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再加上与物业有关的收入，如差饷、地税、印花税、地产公司利得税等，差不多已占港府总收入的7０％。因此，政府土地拍卖往往选在地产市道最好之时，实际上对地价、楼价的攀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地产商而言，地价再高，最终还是要摊到消费者身上。”

地产商曾多次重申，管制太多，会造成楼市的萧条。

地产商恰恰抓住港府的弱点，故港府口口声声严厉打击，却始终未动真格重拳出击。

《快报》、《经济日报》于1994年2月2日、3日发表文章，评论汇丰与恒生银行收紧住宅楼宇按揭。

“目前香港楼价的升幅已如脱缰之马，即使月收入数万的夹心家庭（中产阶级家庭），也惟有望楼兴叹；同时楼价暴涨使贫富之差更为悬殊，‘置业安居，对普罗大众来说，已渐成为‘神话’。为求香港稳定繁荣，遏制楼价有其必要，但要得其法，寻求治本之道。治本之道，应是大量增加土地供应及加建公屋。”

港府对投放官地进入市场，始终持矛盾心理；大量增加土地供应，有利于平抑地价楼价。但是，这样港府的土地就卖不了高价，必会减少财政收入。

港府希望的是“待高价而放盘”。

“供不应求与炒风炽热，已成为一对怪胎。一方面市场供不应求引致炒风炽烈；而另一方面又因炒风炽烈导致空置单位增多，又再加剧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令楼市连番攀升。”

舆论变得对地产商有利。

地产商纷纷开腔，指责政府有地不卖，屯积居奇。

新地公司郭炳江(郭得胜次子)公开发话：“楼价高并非不够地，只系政府对图则改用途，官僚程序‘拖’死人而已。”

布政司（仅次于总督的最高行政长官）陈方安生慌忙表态，声称港府会增大土地的供应量。

政府下属的消委会帮政府说话，指责地产商有楼不卖，屯积居奇。

立法局议员刘慧卿小骂帮大忙，批评港府养肥了几个地产商，对平抑楼价束手无策。

议员张文光则直言不讳地谴责10多位地产商联手控制土地和楼市：“有地不起楼，起楼不卖楼，卖楼为炒楼，炒楼变空楼。”

发展商最忌“造市”的流言，纷纷予以反击。

连不轻易表态的李超人也愤然开金口：“近日各方君子纷纷指地产商囤积楼盘唔(不)卖，带头扯高楼价，这讲法唔(不)公道，事关政府一批入伙纸(房产契约)，发展商便卖楼盘，没有发展商联手操纵市场这件事。”

舌战至1994年3月~4月间达到高朝。

这种极为荒廖的现象，不能再容忍下去！

1994年4月11日，星期一。

新时代集团的办公室，林祖辉放下手中的报纸，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曾经的他，对地产商炒高房价深感厌恶，对于护着那个地产经济为主的团队，也深深不满。

那时候的他，看着城市空空的楼盘，心里想着：明明空置率那么高，为什么一平方米就要那么高的价格？

他想小房换大房，想了五六年都没有换成，每天就盼着跌成白菜价，结果白菜涨价了，房子也没有跌多少。

终究。

他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类人。

很快，他又安慰自己，香江房价高企，绝非地产商之主责，因素是各方面都有的。

港府、炒房者，才是罪魁祸首。

港府方面，财政70%以上靠正常，他们心里是极其矛盾的；

炒房者，香江人本来就嗜赌，什么东西都能拿来炒。

林祖辉脸上的表情变换了一下，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