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见总司令！”

**还在睡梦中，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他吵醒了。他立刻坐了起来，拿起床边的电话。

“总司令，我叫铁虎，请你救救关团长吧！他全家三十八口被关东军的特务枪杀了。请求支援！”

**大吃一惊。关东军胆子也太大了。

“关玉衡呢。”

“我们也被关东军包围了。”

“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一共五个人。”

“你们不是一个团吗？”

“总司令，关团长不是被你下令撤了职吗？”

“乱弹琴，我凭什么撤他的职！你一定搞错了。”

“对不起，总司令。一定罗副团长搞的鬼。”

“罗飞。”

就是他。现在他是团长。”

“铁虎，我立刻派人救你。告诉关团长，我没有撤他的职，他仍然是团长。要他好好活着。”

关玉衡杀了中村，**又气又恨。但他心里还是解恨。他间接替自己出了一口杀父之气。其实，他恨关东军，杀父之仇一直埋在他心里，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是，上天没给他机会。他没想到关东军如此残忍无比。一下子勾起他伤心的回忆……

1928年6月4日5点30分，张作霖乘专用列车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三孔桥时，火车被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

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

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作霖答应。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的印、旗、**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