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指出“七七事变”“为日方有计划有作用之行动，至为显然”，“中国国策，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举凡中日间一切悬案，均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方式，谋和平之解决”。

17日，《**日报》发表社论《和战之最后关头》，历数“九一八”之后中国为东亚和平之大局、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种种让步，并表明“最近所发生之卢沟桥事变，显为日方之故意寻衅，而我军则于日本进攻时，不得不誓死抗拒外，从未以一矢相加，此可证明中国力求避免战祸之初心，迄今无改”。

同日，蒋介石就“七七事变”发表谈话，表明国民政府立场——“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地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七七事变”如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阴谋策划的产物，它的发生绝非偶然。日本方面，虽然在战后有能够客观看待历史的学者，但仍有人回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

80年过去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时至今日，日本仍有一些右翼学者歪曲历史，否定战争侵略行为，极力撇清战争罪责。因此，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有评论指出，一些日本右翼学者仍坚持认为，日本是被迫卷入“卢沟桥事变”的，并污蔑中国**挑起事端，纠缠于所谓“第一枪”问题，妄图借此开脱罪责。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白纯日前撰文表示，日本右翼学者的翻案论调是日本实现政治野心的需要。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势力的翻案论调，篡改历史真相，将自己扮演成二战的“受害者”，为谋求政治大国的野心服务。

文章称，日本政界与右翼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制定的政策也迎合右翼势力的需求。

事实上，对于类似的错误历史认识，中国国内的控诉和国际的批评之声亦不在少数。

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从上世纪90年代就收集了许多战争受害者或他们遗属的来信。这近万封来信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和控诉了日军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其中的证人有平顶山惨案的原告方素荣、无区别轰炸受害者高雄飞、遭日军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后代王亦兵兄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慰安妇”万爱花、被掳劳工刘连仁等。

此后，一大批追求正义的志愿者，与童增一道踏上了对日民间索赔的漫漫长路。在铁证如山的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法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的犯罪事实。

为了保存好这些受害者及遗属的来信，也为了将它们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传于后人，2014年，由美国华侨柴大定、曹赞文牵头，以对日民间索赔联合会团队为主对这些原始信件进行扫描并数字化，最终由美国华侨基金会出资设立“一万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网站。

而就在上月12日，联合国**事务特别报告员戴维·凯还在联合国**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报告，批评日本政府对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等问题施加影响，要求日本政府“勿介入历史事件的解释”。

2015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杜登曾组织国际知名史学家向安倍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

他曾坦言，“我们的责任在于促进日本的公开讨论，为今人和后人留下日本历史的真正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直言，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今天的纪念一方面是警示国人，怎么样能够屹立于世界，不让当年的历史重演。第二，也是提示我们，要把国家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