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所”里的那个姓刘的“慰安妇”，是一户渔家的独生女，年龄十八，眉目清秀，身材也好。刘姑娘是在出门去洗衣服时，被正在巡逻的川岗抓住关进“慰安所”的，记得那天正是“慰安所”设立后的第十天。进了“慰安所”，一个日籍女管理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刘姑娘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慰安妇”了，要严格执行制度。日本管理员刚出去，就进来了一个日本中年军人，**了刘姑娘。这一天，刘姑娘先后遭受了几十名日军的糟踏。第二天早上，刘姑娘躺在床上起不来，又有一个日本军官过来要她接待，于是刘姑娘就向军官说了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接待。但军官硬是不听，非要刘姑娘接待不可。刘姑娘不从，于是日本军官就毒打刘姑娘，姑娘被打得不省人事，最后还是被军官粗暴地**了。

“慰安所”里其余三个“慰安妇”的命运，与刘姑娘的也都一样。

讲述人何十里，文史工作人员。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1.5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脱衣服后**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石碌慰安所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警察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

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2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讲述人钟强，海南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党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

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讲述人林帕公，海南保亭人，当年曾在保亭县城日军据点当伙夫。

日军在兵营和据点成立“战地后勤服务队”，为征战的日军官兵“服务”。日军称“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病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而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绝大部分即地强征，从当地挑选年轻的貌美妇女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入“服务队”的妇女，如果逃跑，抓回来

必被处死；不按规定时间服“预防丸”或不慎怀孕者，也必被凶残地剖腹杀害。

我在日军据点当伙夫期间，常被日军招去搞“快乐房”的清洁。“快乐房”是日军军妓或“战地后勤服务队”队员接待日军官兵的地方。日军县城据点共有“快乐房”三间，每间房中安放两张用稻草编成的有尺把高的床，床上铺着塑料布（当时叫树泥布），上面铺草席。两床之间隔着一块帆布。每当“快乐房”中有日军人员，我都要提一小桶温水给服务队的女人净洗下身，事后收拾用来垫下身的塑料布，将其洗净晒干备用，还要打扫用过的避孕套和丢弃的卫生纸。起初我不愿干这种污秽下贱的活，结果被“快乐房”日军管理人员狠狠地用皮带抽打得遍体鳞伤，硬逼我干，想跑是不可能的。

在“快乐房”搞清洁时，我常看到黎族姑娘乌昂扎、味冬盖、伍来春等（战地后勤服务队）妇女被迫接待日军。遭遇最惨的是杨嫣邦（音）。日军下村清剿时抓住她，把她**后带回据点编入“服务队”，她体质虚弱，但仍然要时时被迫供日军**。

每月中旬，日军还从三亚军部用车载来5－6名“慰安妇”到保亭各个日军据点巡回“服务”。每当有“慰安妇”到县城据点时，“快乐房”的清洁工也必由我负责。加茂、番雅、南林等日军据点都设有“战地后勤服务队”。

1944年上半年，南林据点的日军，抓来刚满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把她硬编入“服务队”。由于她年轻俊美，在服务队里，日军官兵个个都指名要她服务，她遭受的蹂躏折磨最甚。李亚茜逃了几次都逃不了，每次被抓回来，日军对她的摧残变本加厉。她性格倔强，把日军发给她的“预防丸”偷偷扔掉，拒绝服吃，这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当年下半年，日军发现她有了身孕，结果被日军绑着押到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日军还从剖开的肚子里掏出胎儿，然后随手扔掉。

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直至1945年8月底，日军投降后才得重返家里。

据了解原在县城据点服务队的10多名妇女，绝大多数不能生育，无子女，丧偶后或由亲属抚养或孤独地过“五保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