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是没有彭小文的任何消息！

忻口会战、太原会战、凇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从1937年到1938年，一年多的战斗中，国军折损了上百万的军队，其中有将近30万人成为了战俘，不是被虐杀，就是被押送到东北的战俘集中营充当苦力。

对于战争，蒋介石的态度一贯是“不成功，则成仁”，可就是这个彭小文，蒋介石多么希望他不要死，多么希望他有朝一日出现在自己面前，给自己一个惊喜。

一直到1938年的年底，军统提供了比较确切的情报，彭小文没有死，他真的成了战俘，由于他太年轻，没有人相信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居然是将军！而且当时他被俘的时候，因为伤重昏迷，差点被日本人嫌累赘而打死，他的几个部下拼死把他保护了下来，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一直过了将近半年时间他才基本上恢复。

这个消息被军统严密地封锁，蒋介石当时发布了两条命令，一条是把彭小文从战俘营里营救出来，另外一条，如果无法实施营救，那就把他杀死！

但是这两条计划都没有来得及实施，因为彭小文在他的部下的帮助下，成功地越狱逃脱，而在他逃脱之后，日军也才惊奇地发现，那个逃脱者，居然是在凇沪战场、金山卫战场和南京战场给他们带来灾难般伤害，被松井石根大将称为“恶魔”的彭小文！

日军大为光火，在彻底排查无果后，将那个集中营里的3000多战俘，居然全部处死！而后日本方面大造舆论，声称彭小文已经投降，效忠皇军，由于1937年和1938年两年间彭小文的名气太大，因此一时间对中国民众造成很强烈的精神上的打击，被逼无奈，国民政府宣告了彭小文“光荣殉国”的消息，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四）

那也就是说，彭小文有可能还活着，只是由于“战俘”这个特殊身份，他已经不能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了。

宁丹的心情非常复杂。

任何一个军人的命运都不外乎三种可能：凯旋者、烈士或战俘。能有幸成为最后的“凯旋者”，或许是世界上最荣光最值得骄傲的事，而一旦沦为了“战俘”，则就成了世上最不幸最痛苦的人。即使被释放，他的余生亦将陷入黑暗与困顿之中，非但得不到抚恤和呵护，反而一生背负沉重的象征耻辱的“红字”，倍遭歧视和人格伤害。

历史上对待“战俘”，并非都是这样一种态度，就在历史上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九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这是一个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和激动的伟大场面。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他在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美国陆军少将乔纳森·温斯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

这两个人，都是战俘！在一九四二年，温斯特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可以说，这个举动几乎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都嫉妒，都感动。因为他们现在占据着的，是历史镜头前最显要的位置，按说该属于那些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才是，现在这巨大的荣誉却分配给了两个在战争初期就当了俘虏的人！

麦克阿瑟为什么会这样做？其中大有深意，这两个人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在接受了上级旨意的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无谓牺牲，才忍辱负重放弃抵抗的。

记录当时情景的一幅照片，两位“战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体态瘦薄得像两抹生病的竹竿，可见在战俘营没少了遭罪吃苦。

在麦克阿瑟将军眼里，似乎仅让他们站在那儿还嫌不够，他作出了更惊人的举动，将军共用了五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珀西瓦尔，其它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和其夫人。

麦克阿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荣誉方式向这两位毕功尽职的落难者表示尊敬和理解，向他们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作出的个人名望的巨大牺牲和所受苦难表示感谢。

与其说这是将军本人温情的表现，倒不如说乃理性信仰的选择，它来自一种健康的正常的生命态度和对战争的理解。它并非个人情感的一时冲动，亦绝非私谊，而是代表一种国家意志热烈地拥抱那些为这场战争付出特殊贡献的人，超常的礼遇是对他们巨大自卑和精神损失的一种弥补和真诚答谢！

在将军眼里，只有加倍弥补才是真正的弥补！那支笔大声告诉对方：别忘了，你们也是英雄！你们无愧于胜利和这个伟大时刻！

我们，做的到吗？

我，又真的做的到吗？

宁丹非常痛苦，她深呼吸了几下，平稳了一下心情，暗想，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先确定彭小文是不是活着，他到底在哪里。

与彭小文有关的档案、资料、战例统统调阅了过来，宁丹不仅通过戴笠打听，她让自己的情报机构也进行紧张的工作，不管怎样，我必须要确定小文哥哥到底在哪里，哪怕他曾经进过战俘集中营，那又如何，他又不是叛变投敌！

那不过是他吃过比常人更多的苦，受过比常人更多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