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司令部认为既然是休整，不如抓紧时间把军官集训一下，即使是临阵磨枪也有一定效果。

于是下达通知，由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主持，邀请苏联军事专家讲课，在中国的沈阳市举办一个由师、团长参加的诸兵种联合作战的集训班，参加集训的人必须立即回国。

第三十九军军派吴信泉认为，在敌人说不定哪天就会反击而来的时候，从前线调大批师、团长回国，显然不妥当。

况且，志愿军既没空军又没海军，虽有炮兵，但数量不多，口径不大，集训“诸兵种联合作战”，现在只能是纸上谈兵。

但是，绝大多数指挥官认为，敌情的掌握是上级的事，能回国看看当然是好事。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志愿军前线的军师指挥员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乘坐过路的各种车辆开始向国内赶。

其中不少人心中有另外一番激动，因为他们都是在全国解放后才结婚的，结完婚就出国作战了，中国人都说“久别胜新婚”，将与新娘重逢令这些指挥员一路上有了久已没有的好心情。

然而，就是在这时，一个关系到不久以后**战场局势的严

重问题正悄悄地显露出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这时候祖国和亲人的家信，也纷纷寄到了**前线。当时一一八师政委张玉华同志收到了妻子刘振华的一封信。张政委入朝以后还坚持记日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和心境。

2月4日

“……昨夜开完会又到刘主任那谈了约两小时，回来时已经是今天拂晓2时了。睡到7时起来，未休息好，因此白天又睡了两小时……”“今天下午接到华新年1月4日来的倌（整整辗转一个月，这在频繁流动的战争岁月里是很正常的）。和前次一样，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不知道被谁拆开了（当时还没有通信保密的法律，人们也不懂得尊重私人的隐秘，总有些好信儿的人先睹为快了），好在内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我看了信很高兴，知道建军儿长得很胖，会到处跑，会说不少的话。”

“尤其是华——她学文化信心是那样强，决心那样大，进步又那样快，现在由乙组升到甲组。”

“这是她的进步，对我确是很大鼓励。她对我的批评意见很好，四科分给师干的战利食品，我节省下来捎给她和建军，引起有的女同志不满意，影响不好。”

“她很大方地，大部分分给其他同志了。并提议今后最好再不要捎东西了。”

“的确，我过去是很注意这方面影响的，本来这次也没准备向后捎，可别的同志说这不是个人拿的东西，是公家分给的，没什么不可以。”

“在道理上是没有什么，而在群众中影响必然会有的。过去在这方面她认为我对她不像别人那样关心，曾经有过意见，这次她体会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她的进步……”

当时，张玉华政委连信也没有来得及回。

邓岳师长带领全军的团长和个别政委去沈阳参加东北军区主持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全师的工作都压在张政委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