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夜色中，一辆美式的军用小吉普，正快速向浙西小镇乌溪驶去。

车上坐了三个人，两男一女。

女的，叫凌春。

凌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不断地给司机指着路，着急的神情，恨不得把车子当飞机来开。

或许乡间的夜风疾寒，凌春裹紧披肩，并时不时地四处张望，似乎这漆黑的原野里，有什么让她感觉到紧张害怕。这种感觉，就如同那个幽灵一样的组织“上海浙江精英同乡会”般让她窒息。

凌春与军统的瓜葛始于淞沪会战。

那年夏天，当时已响誉海内外的乡村作家凌春收到了一封从北方寄来的信。信，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汤恩伯写来的，那时的他正在北方战场带领二十军团正在浴血奋战。信中，汤恩伯预言上海不久将起战事，拜托凌春帮他照顾一个部下的家人：“北方战事惨烈，松已殉国，请代余孝其父。若有事，可找同乡董纯帮忙。”

一切如同汤恩伯所说的那样，收到信没几天，淞沪会战打响。在战争面前，凌春一介弱女子自顾不暇，不得已就按汤恩伯交待的去找了同乡董纯。可是董纯正随部队在一线作战，他就把凌春介绍给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的何三春。

照顾汤恩伯的朋友，对于正在复兴社特务处处于上升位置的何三春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他眼里，凌春就是他走进浙西谍报圈子的领路人。而凌春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之后，一向不过问政治的她，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之中，成了何三春的合作伙伴：利用自己报社记者和作家的身份，为上海的抵抗组织提便利供服务。

1938年，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事统计局，戴笠特意邀请凌春参加他一手创办的军统附属组织“上海浙江同乡精英会”。“抗战之后，你既为国民党服务，也与**那边的个别人多有联系，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作为跨越党界的人才，你可以为我们浙江同乡会提供一些**那边的情报。”本来因抗日活动慢慢开始对军统组织有些好感了的凌春，却因戴笠的这番话惊醒梦中人，她当即婉言拒绝了。

之后，戴笠还让汤恩伯当说客，让凌春再考虑加入军统组织的事，依然碰了软钉子。因为凌春此时已经明白，戴老板之所以一直“器重”自己，是因为她有一个初恋情人。这个人叫符力，是与**联系密切的左翼文人，戴笠想让凌春通过符力打入**内部，为他提供**的情报。凌春与符力曾有过的短暂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在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那里，基本算不上是什么秘密。

当戴笠飞机失事后，凌春就松了一口气。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连军事统计局都改名军事保密局了，但事情并没有因为戴笠的死去而结束。继任的毛人凤虽然也是凌春的同乡，但与凌春私交却很少，所以更不讲同乡之谊。

毛人凤知道，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凌春拒绝加入军统，却一直与军统进行与抗日有关的合作，加之其与汤恩伯的交情，是属于知道军统乃至国民党高层许多秘密的人。所以，对这样的人，不能为己用，就得铲除。恰恰这时候，原军统上海站站长何三春报上来一份最高机密计划，其中就涉及到了凌春，于是，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一套专门针对凌春的下一步使用与控制的方案就开始制定了。

自从戴笠把话点明了之后，凌春就刻意地躲避符力。然而，因之后戴笠失事，她天真地以为自己应该安全了一些，这才在一些公开的和非公开的场合，又开始了与符力的一些正常接触。当然，很多年前，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纯粹的朋友，两个人之间的接触，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

事实上，凌春心里很清楚，符力就是**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虽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租界报馆的主编。

那家报纸虽然与《申报》这样的大报是不能相同并论的，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年在法租界。随着抗战的胜利，那家言论明显偏向左翼的报纸，已经让政府部门责令停刊了。符力也随之转变了身份，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而同期凌春从《申报》新闻部调到副刊部，担任了文学版主编。副刊的特点，使得她需要找一些文人名士给捧场。符力的文笔之锋利，文学功底之深厚，在当年上海滩是出了名的。因此，凌春专门邀请他作为自己专栏的专栏作家，撰写一些时事评论。

起初的时候，符力并不知道凌春已经特务盯上了，还时常因工作上的事情来找她。但是，凌春多次刻意回避与他面对面接触时，符力就嗅出了一些特别的味道，也就不再去找她，除了邮寄搞件外，不再有别的什么接触。

时间过了1947年的冬天，此时国共内战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国统区内的报刊上新闻还在不断吹嘘国军部队什么时候又拿下了什么重镇之类的战报，但事实上，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全面进攻，转变为向一些重点城市转移，形成局部区域防卫。反之，解放军却开始走出大山，拿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集镇，对国民党军队盘踞的一些大城市外围地区开始蚕食，进而形成包围之势。国共内战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决战，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