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不抗日，这种人也好办，但凡不抗日一律驱逐或者砍头，蒋委员长既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我们就冠冕堂皇的执行！

黄埔精神哪一点不好？黄埔军校门口挂着一副对联，写的就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黄埔精神。蒋介石北伐的时候，之所以一批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凭着这种精神。

黄埔军校建校时间最短，师资条件最差，办学条件最简陋，但是，却产生了一大批国共名将，就是因为它有黄埔精神，一扫当年旧中国的痜丧萎靡之气。但是后来变了，那个对联上联和下联调换了一个字就把国民党折腾败了！

升官发财“莫”走别路，贪生怕死“请”入此门！ 后来蒋介石在台湾曾经痛骂道：“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剩你们这帮贪钱贪房子的人，把我的大陆给丢了。”骂的真好！蒋介石当时就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

“小文，你能这么想，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知行合一。”蒋介石说的时候非常严肃。

彭小文道：“报告委员长，属下舍不得离开南京荣誉师，但是如果国家需要我这么做，抗战大业需要我这么做，属下会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经过这段时间的整训学习，属下深刻理解到以前的愚蠢，对于上级的无条件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如果人人都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中国军队，是无法完成抗战大业的！”

蒋介石道：“小文，虽然你不是黄埔学生，但是我认为你对于黄埔精神的理解非常深刻，中国要想强大，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黄埔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彭小文道：“委员长，属下如果能够有幸继续指挥南京荣誉师，必当用黄埔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如此，属下希望将南京荣誉师打造成军事合格、政治过硬的双料王牌！”

蒋介石点点头，道：“去铨叙厅吧，正式办理你的少将军衔，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四）

只有挂到弹弓上，小鸟才有愤怒的资格，只有飞到空中，小鸟才有施展特效的机会。黄埔精神是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精神”，只是缺乏抵御诱惑的能力。小鸟为什么愤怒？因为那些猪头偷走了它们的鸟蛋，为了报复偷走鸟蛋的绿皮猪们，鸟儿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仿佛炮弹一样去攻击绿皮猪们的堡垒。

只讲动机只讲愤怒只讲精神只讲意义，不仅玩不好游戏，而且干不成事情。终于官复原职，彭小文达到了基本目的。

蒋介石再次施展平衡手段，给了个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0军，这个番号是为了纪念民国20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新20军军长，不是彭小文，也不是杜聿明，而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中国宪兵之父”谷正伦。

谷正伦既非蒋介石的“门生”、“故吏”，也不是蒋介石的同乡、好友。但是，他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不仅担任南京宪兵司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还曾先后任过甘肃省和贵州省**，做过蒋家王朝的“封疆大吏”。这在民国史上，的确是个奇迹。

谷正伦是最早参加国民党，辛亥革命时候就追随黄兴，任汉阳指挥部少校副官，属于开国元勋。

此外谷正伦受到蒋介石重视的原因还有两个，首先谷正伦属于“黔系”，“黔系”的核心人物，**谋长何应钦就是贵州兴义人，谷正伦是贵州安顺人，安顺的国民党高官总共达到了5人，号称“谷氏三中委，韩门二将军”。“三中委”指的是谷家三兄弟全都在国民党的权力核心，韩门二将军是韩文元韩文焕，历史记载，最初蒋介石安排去缅甸的新38师师长，并不是孙立人，而是韩文焕。

第二个原因，谷正伦与CC系统尤其是陈立夫关系密切，中国的宪兵部队实际是蒋介石通过中统掌控的武装。蒋介石在设立军统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中统，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中统和军统就像是我的两个耳朵，少一个是不行的。”

日常的军事行动，仍然由新20军副军长杜聿明主持，谷正伦是一道保险，不仅用来制约彭小文，还要用来制约杜聿明。

谷正伦的挂职，等于是何应钦、中统两个派系都能够满意，而且训练出十九个宪兵团的“中国宪兵之父”，军事方面不可能是花架子！

新编第20军，下面就只有一个南京荣誉师，军部归军部，师部是彭小文的原班人马未做大的调整，蒋介石要控制军队，又不想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往往采取这种办法。

新20军政训部主任，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这个职位同样是蒋介石推荐的。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班，康泽一直都是政训主任。

在当时国民党内，人所共知蒋介石有两个“宠儿”：一个是戴笠，一个是康泽，国民党内称“康戴二公”，为什么有如此“封号”呢？因康、戴二人是蒋的内外情报耳目。任何人要见蒋介石都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然后由侍从室向蒋介石报告，蒋想见才见，不想见就不见。但“康戴二公”则例外，他们见蒋不受限制，随时可见，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时，他二人也可以闯入。

“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这首歌词据传就是出自康泽之手。可见康泽把蒋介石捧到何等地步。

当然不仅仅是拍马屁，康泽当时还有两个职务，复兴社总社**、三**义青年团**团部组织处处长，还有一只特殊的武装，由失业的黄埔学生组成的“别动总队”，最初上百人，最多时候上万人。**称这是国民党的特务武装，但是康泽一直不承认。康泽的“别动总队”，就是后来的中国远征军新28师和新29师。

康泽和谷正伦一样，都是蒋介石要用其名气和手段，以及他们的势力，用来约束彭小文和杜聿明，同时蒋介石也不能允许单独一个人拥有南京荣誉师的绝对控制权。

政训处副主任，是戴笠推荐的，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兼军统主任秘书，郑介民。对于政训工作来说郑介民同样是行家里手，北伐时期他就是**教导总队的政治教官，第4军的政治部秘书。

军长和政训主任都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整训副主任是戴笠挑选的，这就平衡了何应钦、中统以及戴笠。

新20军参谋长，是陈诚推荐的，第54军副参谋长郭汝瑰。武汉会战的“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就是郭汝瑰、白崇禧、陈诚一起制定的方案，武汉保卫战的方案思路，就是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保卫柏林”。

1914年秋欧洲东战场，德军兵力有限，为确保首都柏休，起初有退守外克塞尔河之计划。可兴登堡将军接手指挥后，不但没采取这种消极战法，反而决心利用俄军第一、第二两方面军被湖沼分离的弱点，转守为攻。当时虽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德军坦能堡空前的歼灭战证明兴登堡是对的，这以后，俄、德两军大、小百余战，德军东战场始终居于有利地位。两战场后顾之忧既除，柏林自然无恙。

今日武汉，的确与当年柏林太象了。长江、大别山把日本人隔成两路、甚至三路，给我军提供了分而攻之的良机。

而武汉会战，实际上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案进展的。

只是看到郭汝瑰这个名字的时候，彭小文有些哑然失笑，因为他知道，郭汝瑰是**！一直得到蒋介石信任，最高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和陆军**谋长的郭汝瑰，是**在国军系统内最大的红色间谍！

杜聿明一直都怀疑郭汝瑰是**，找蒋介石汇报了几次，蒋介石问杜聿明什么根据，杜聿明说：“我已经够清廉的了，郭汝瑰居然比我还清廉，他家的沙发居然打着补丁，这样的人不是**，还能是什么？”

杜聿明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就是郭汝瑰参与制订的，当时郭汝瑰是国民党陆军**谋长，有记载的他为中国**提供的重要情报，有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孟良崮）、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挺进大别山）、解围长春计划（解放长春）、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和解围双堆集计划（淮海战役）、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江防计划（渡江战役）、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

美国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1949年郭汝瑰宣布起义，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在台湾捶胸顿足，浑身发抖。

（七）

新20军军长谷正伦、副军长杜聿明；政训部主任康泽、副主任郑介民；军参谋长郭汝瑰、副参谋长彭小文。

南京荣誉师的师部里，增加了副师长韩文焕，郑介民兼任南京荣誉师政训处主任，然后每个旅、团、营均设置了政训处，总共安插进来50多人。

宪兵和中统、军统、别动总队，还有**的红色间谍，这个新20军实在是热闹的很。

彭小文总算是回到了南京荣誉师，而且在提交方案给老蒋之前，彭小文就制订了详细的“洗盘计划”，邱清泉、廖耀湘和戴安澜全都将全力配合他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