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在龙城的蒋委员长的“憩卢”别墅。这一天，机要秘书陈布雷拿着一份电文来到蒋委员长的休息室内，看到蒋委员长正埋着头用一双拳头在光头上猛捶，陈布雷知道蒋委员长心情不好，正准备退回去，转念又想，这电文关系到重要军情，必须立刻交给蒋委员长，于是麻起胆子说：“委座，闽西那边又来电了。”
蒋委员长停止了捶光头，半闭着眼睛说：“一定又不是好消息。”陈布雷说：“委座英明，不看电文就知道内容了。”蒋委员长说：“英明个屁，你彦及这个老毛病就得改一改，老是拍马屁，拍马屁成为你的职业了，其实我有什么英明？这半个多月里，我收到的电文一大摞，有一个好消息吗？我问你有一个好消息吗？”
陈布雷一时间不好说什么。陈布雷清楚，在这半个多月里，自己交给蒋委员长数十份电文，内容全是国军打败仗的消息，有几次陈布雷都不想把电文交给蒋委员长，但是不交又实在不行，陈布雷因此也常常遭到没趣。现在蒋委员长连连反问，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回答有？不行呀，你不能够奚落委员长；回答没有？这不是给委座的烦恼火上浇油吗？陈布雷一时间不好回答，但是不回答也不行，虽然陈布雷知道委座是生气地反问，但是不说点什么还是不行，你不能够跟委座赌气呀，于是陈布雷回答说：“虽然对我们不是好消息，但是对于朱毛赤匪却是好消息……”
陈布雷的话刚刚出口，立刻感到话说错了，但是正是覆水难收，说出口的话无法收回，就听到蒋委员长马上发火了：“彦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只怕也被朱毛赤化了吧？你也以为国军打败仗是好消息吧？”
“彦及该死！彦及该死！彦及该死……”陈布雷连连拍打自己的耳光。蒋委员长看到陈布雷的狼狈相，说：“不要打自己耳光了，一副奴才相的，亏你还是国府第一支笔呢，好了，把电文放在桌子上回去吧，我要休息了。”于是陈布雷把电文放在办公桌上，说一句“委座你休息，彦及走了”就离开了蒋委员长的休息室。
陈布雷走了，蒋委员长看着那份电文，心情很复杂。他知道那份电文一定又是某部打了败仗的消息。蒋委员长不想再看那样的电文。但是蒋委员长又不得不看，他终于下决心伸手准备拿起电文看，忽然又把手缩了回来，那种感觉仿佛从那份电文里忽然伸出一个眼镜蛇蛇头，让蒋委员长吓了一跳。经过一阵激烈地思想斗争，蒋委员长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文看起来，只见写着：
“国急。据建宁地下特工密报，三十一日，建宁遭赤匪**三军团围攻，国军第六路军五十六师与赤匪激战一整天，国军损失惨重，刘和鼎师长带着卫队趁夜突围出城，建宁陷落。”
蒋委员长看着电文傻了。虽然前面蒋委员长对国军打败仗的电文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蒋委员长还从来没有这一次受到的打击大。蒋委员长直感觉头脑发晕，嗡嗡作响。
建宁的陷落为什么给蒋委员长这么大的打击呢？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国军丢失的城池还少吗？读者朋友，这里老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刘和鼎的五十六师。这刘和鼎五十六师在蒋委员长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说起刘和鼎，得先从“闽北王”卢兴邦说起。卢兴邦原先是土匪，后率部受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师，任师长。一九三零年初，阎锡山委任卢兴邦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军军长，参与反对**军的阵容。此时，福建大小军阀四分五裂，卢兴邦掌管着闽北二十二个县，可谓“闽北王”。就在这时候，刘和鼎出来跟卢兴邦作对了。
刘和鼎原是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第十三师，任中将副师长兼旅长。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中，刘和鼎率部叛变投入蒋委员长怀抱，蒋委员长把刘部番号改为五十六师，刘任中将师长。九月，刘和鼎部从安徽调往福建，驻扎漳州、龙岩、上杭一带，参与“剿共”。
蒋委员长对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分外器重，把它编为辖有三旅六团的甲种师，另有三个直属营（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一九三零年，刘和鼎以击败卢兴邦所需军费为名，向商会借款十万元。又因为对蒋委员长有功，蒋委员长让五十六师全部采用德式装备。同时从家乡安徽补充了兵员，杂牌师长一跃成为负责福建“剿共”的得力干将。
一九三一年春，国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开始了。刘和鼎为表效忠，亲率两个精锐团进驻建宁，另派两个团哨探广昌、宁化，担负策应、阻击之责。所属四个团，全副德式装备，设有特务营、机枪营、手枪营、炮兵营、通讯营、辎重营、骑兵连等。
蒋委员长想起刘和鼎的德式装备，心中隐隐作痛。那可是蒋委员长的满腔心血呀。为了这些德式装备，蒋委员长真可谓处心积虑呀。
二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装备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为了得到德国先进的军事装备，蒋委员长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巴结德国政府，从德国搬来一批批军事顾问。
最早来到中国成为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是马克斯·鲍尔上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鲍尔上校应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的邀请，来中国为蒋“提供军事及工业参谋咨询服务”。此时蒋总司令已准备与**及苏俄分裂，为了寻找适当的外国顾问来替补苏联军事顾问撤走后所遗空缺，蒋总司令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了鲍尔等人，又经过多次洽商和艰难的努力，勉强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默许，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鲍尔率领第一批顾问团员二十五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鲍尔在华工作仅历时半年，就因患病去世。他的主要工作一是参预中国北伐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当局“军队编遣”工作，帮助拟定方案；二是为中方高级军官教授现代军事知识，提供现代整军建军方案，三是发展中国与德国工商企业巨头的关系，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场，参预中国军事工业的创建。
要知道德国顾问团给了蒋总司令那些好处，请看下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