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占区，义勇军经常袭击敌人的兵营，攻打城镇、拆铁道、炸桥梁、颠覆兵车，割电线杆、切断电讯联系，使敌人月无宁日，忧心忡忡。据沈阳日本军部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达115次，安东（今丹东）128次，辽阳48次。在一年之中，义勇军袭击沈阳11次，袭击长春6次，加上袭击辽、吉两省其他重要城市，共30次以上。同时烧毁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

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溥仪就任执政典礼时，伪国都长春之交通部、实业部均被义勇军炸毁。当晚，在沈阳的日伪群丑正弹冠相庆之际，义军500人攻破大北边门，直入北关，击毙击伤日宪兵、伪警察数十人。

同年8月下旬，辽南义勇军对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沈阳发起了进攻，占领东塔机场并点燃机场油库，焚毁敌机27架。

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义军四起，战旗林立，势如风起潮涌。到1932年2月，东北各地的义勇军16万多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奉天总**调查，从1931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义勇军仅袭击铁道附近的日军就达1529次。据日、伪官方报告所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止，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人；日军运回国内的死尸，每月平均达到50具。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1932年4月回东京的途中哀叹：“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

对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引导。1931年10月12日，****指示满洲**：建立自己领导的游击队，驱逐日本**出满洲。同时，**以《日本**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党应领导和组织民众救国义勇军，赶走日本**。文中强调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的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11月中旬，**满洲**召开会议，根据**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出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11月底，满洲**机关遭到破坏，**张应龙被捕。**除派童长荣（当时任大连市委**）去群众反日斗争基础较好的东满地区，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外，创建游击队的工作暂时陷于停顿。

1932年1月，**满洲**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此时，**满洲**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派**满洲**军委**杨靖宇、杨林到南满工作，大连市委**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军委**赵尚志到巴彦、珠河工作，**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工作。至1933年初，在他们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巴彦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随后又建立了饶河、珠河等游击队。此外，还掌握了抗日救国游击军等数支武装。这些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东满等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攻占了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团山子、八棵树、马家大屯、二道河子、杨木林子等上百次战斗，消灭日伪军1000多人。

由于**满洲****临时**“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执行了与苏维埃区域相同的过左政策，使得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一定影响。1931年1月26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这封信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左”的影响，但它根据日本独占东北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指导东北中**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作用。5月，**满洲**根据1月26日指示精神，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各级党组织主动去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直接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9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活动于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集安、濛江、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2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安图、珲春等县。赵尚志、李兆麟（张寿籛）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珠河、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活动在宁安、密山、勃利、穆陵等县。以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为基础于1935年2月组成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活动在绥芬河市及宁安、穆陵、勃利、额穆、敦化等县。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于1935年春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活动在汤原、萝北等县。到1935年底，**满洲**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讨伐”军，袭击铁路交通线，使日伪军疲于奔命。据伪满铁路总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奉天、长春、哈尔滨、洮南4个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543次，全东北铁路平均每月遭袭击约100次。抗日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锻炼，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其中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杰出代表。在1935年11月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她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东北义勇军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为湔雪国耻而创造的业绩和爱国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不容抹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