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控制了这个十足的傀儡政权，使之成为日本**在东北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各个方面，实行了严格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

日本侵略者用残酷的屠杀以及所谓的“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恶毒手段，**了东北人民的反抗，强化其武装占领。日本当局和垄断财团通过“满铁”、“满业”等各种机构，贪得无厌地掠夺东北资源，侵占农民土地，压榨人民的血汗。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根除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东北人民备受**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了恐怖的黑暗统治，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罪名屠杀中国人民，在日本统治期间，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断发生，如1932年6月15日对辽宁省抚顺平顶山400多户共3000多人的大屠杀；1932年对今丹东附近南岗头全村270多人的屠杀；1935年对吉林省舒兰县长安、万寿、桂蒙、新安一带300多户5000多人的屠杀；等等。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还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为了绞杀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和割断其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大搞“归大屯”的恐怖政策，即把住在山沟里的居民强迫搬到开阔无山地带，组织所谓“集体农村”（或谓集团部落），周围筑有五六尺高堡垒，墙上架有铁丝网，墙外挖有深沟，四周和各门口筑有哨所或炮台，“大屯”内驻有敌伪的地方武装，出入“大屯”都要凭满洲政权下发的“良民证”。这种政策首先在1932年从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始实行，1934年12月3日伪满政权发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之后，1935年扩展到奉天、安东等省，到1936年，在黑龙江省广大地区已普遍推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日伪在东北各地共建立12500多个集团部落。

日寇还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和“人圈”，热河承德等10县共**万多户人家，被赶进“人圈”的就有21万多户。平泉、承德等6县的“无人区”达34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0%。与此同时，为了从思想上、肉体上推行其灭亡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者还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从此，许多良田变成毒地，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的记载，仅所谓法律许可种鸦片的亩数是：1933年94。1万公顷，1934年是106。6万公顷，1935年是69万公顷，1936年是88万公顷，1937年是103万公顷。据1937年敌伪调查的材料，东北已登记吸鸦片有瘾者5901913人，尚未登记及嗜好鸦片者则更多。伪满政府从收买和销售鸦片中获得厚利，如1933年销售770万两值550万元，1934年销售380万两值1440万元，1935年销售770万两值2820万元，1936年销售1010万两值3860万元，1937年销售1230万两值4780万元。日本侵略者的毒化政策使东北各地毒物充斥，娼妓遍市，赌博漫开，极大地毒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的掠夺。1935年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换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后由“满铁”管理。从此以后，“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铁路交通的经营权。

“满铁”除了垄断东北铁路经营权之外，“九一八”前还夺取了抚顺煤矿、鞍山铁矿的开采权。“九一八”后，又占领了复洲煤矿、八道壕煤矿和西安煤矿（即辽源煤矿），设立了昭和制钢所。“满铁”垄断资本以办“参入公司”的形式，渗透到东北的工业、矿业、交通、电气、瓦斯、土木、信托、金融、保险等各经济领域。到1934年，这种公司已有57个之多。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除了“满铁”外，主要是由“满洲炭矿公司”进行的。“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成立时资本为1600万元，到1940年，资本为3亿元，6年中资本增加了19倍，完全垄断了东北煤炭生产。“满炭”不只垄断了东北的煤矿，还控制了东北的石油、轻金属、铁、油页岩、铝矿等。

日本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于1932年7月设立了一个伪**银行，而且还设立了总、分、支行共128个。撤销了原来中国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四行号”，从而垄断了货币发行，集中了信贷管理。

日本通过对东北金融、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垄断，实现了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从而更加贪婪地、无止境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剥削东北人民。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东北的农村。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实行所谓新国家主义的土地制度，首先以处理官地、公地为名，占领了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吉林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之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国有荒地”、“国有林”等。

日本大量地夺占土地是以“收买”为名义实现的。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以“东亚劝业公司”为工具，在依兰“收买”了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当时依兰的地价：每垧熟地，上等为121。4元，中等为82。8元，下等为58。4元。每垧荒地：上等为60。7元，中等为41。4元。但日本占领者宣布，不论荒地、熟地每垧一律1元。这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夺取！

日本侵略者夺占耕地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向东北移民作准备。1932年至1936年，日本共进行5次武装移民，人数达7296人。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100万户的移民计划。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向东北移民约270428人。到1944年末，日本移民占地达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

同时，日本侵略者运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完全垄断了东北全境的商品市场。从1932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东北境内各商埠海关。为了在东北倾销日货和掠夺工业原料，伪满政府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先后在1933年7月、1934年11月和1935年11月，修改了进出口货物的协定税率，许多日货还给予免税，从而使日货充斥东北市场。自1932年至1937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增加了3倍以上，东北输向日本的原料，尤其是军需工业原料，1937年比1932年增加了36。4%。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也进行大肆掠夺活动，如强迫农民缴纳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使东北成为日本的“东亚之仓”。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此外，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所谓“青年爱国者协会”，其任务旨在对群众进行“王道国家之国民精神”的宣传，“教育他们尊重日本，效忠日本”。这个协会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它在东北各地拥有2917个分会，其中有73名关东军军官在其总部工作。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罪恶目的，是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巩固其在东北的残暴法西斯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