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九一八事变”爆发（1）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花谷正爆炸铁路的计划是：由当时任少帅将军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佐的助手今井新太郎大尉指挥，执行部队由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虎石台第3中队担任。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文官屯，一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中队少数人在铁路边，将今井新太郎提供的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指挥部队向北大营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则根据所谓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板垣所策划的诬蔑我国军队爆炸铁路，除了为欺骗舆论、蒙混国际视听、寻找侵略的借口外，还有为关东军自身作解脱责任的考虑——未经请示，即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4月11日规定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共9条）其中第3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武力，但应立即报告陆军大臣和参谋**。

石原的作战计划，除规定作战开始的当晚，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29联队进攻沈阳城之外，还规定在事件发生后，以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作好攻击宽城子、南岭我国军队的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到时出动与就近的我国驻军作战；根据吉林市的“反日活动”，第2师团以“护侨”名义占领吉林；向**军请求派出陆军和空军部队，越过鸭绿江到达沈阳进行支援。

计划中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时，关东军的一部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则位于吉林市以北的舒兰一带和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制定之后，板垣和石原即以个人关系，与其参谋本部的中国科长重蘑千秋大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大佐、**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少佐、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第1大队长名仓刊少佐、沈阳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和驻虎石台车站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等，作好了暗中联系，届时统一行动。

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件的日期，原定在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的9月28日（阴历8月17日），因事机泄露而提前。其原因：一是我国驻国际联盟韵代表施肇基于9月11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总会上，揭露了日军在我国东北正利用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等为借口作侵略的准备，二是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根据近日关东军将有所行动的风传，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内已秘密放列了24公分的大口径火炮；关东军改变了多年的做法，不事先通告即进行演习，且夜间演习不少是在北大营四周和沈阳城的附近进行等情况，遂向外务省作了报告。

林久治郎9月15日又向当时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去机密电报，内容主要提到关东军最近正集结军队并从仓库中取出物资、弹药，气氛紧张，近期似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币原依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质问，认为这是推翻了若槻礼次郎内阁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外交方针。于是南次郎与参谋**金谷范三大将商量之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

然而，建川本身就是赞成关东军采取这一激烈行动。加之在他出发的前后，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数次向板垣发出：“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须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内容的密码电报。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经本溪至沈阳。板垣前往本溪迎接，当他驻进沈阳柳町的旅馆后，即在旅馆派上岗哨，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板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等待着由其一手导演的事件发生。

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侵略行动计划，提前于9月18日晚10点20分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