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2）

三、处决中村

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井杉供称：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水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蒙古人侵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一经揭开这个案件，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己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兮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是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再进行审讯。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间后，在令其在笔录上划押时，他又借机撕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像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级（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线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委托苑崇谷（苑在坐，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渴**）至北平呈报**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祯转呈。

四、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九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日报》和《泰东日报》（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九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

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事林九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混其辞。于是林九治郎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英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作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地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

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许土肥原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派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二两团在农隙操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造至土肥原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级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沿途的检查和盘间，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佘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这段情报是当时挑索路养跻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事林九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挟。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级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九月十日前，又派前东北炮兵旅旅长王致巾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他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话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给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九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迫不得已，就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阳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参谋长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择、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像。而日本守备队也一天儿次到监狱去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人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作法，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地作法，是作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来李宅，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