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欧洲战场上，决定伤员救治顺序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伤员的军衔。</p>
很少有军医敢于根据自己的医疗原则来排列伤员的救治顺序，因为这不仅会让他在军队内部树敌，也更容易影响到将来的工作环境。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内，军衔就代表了各种“优先”。</p>
其实医疗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原则不再是无法改变的，完全可以因为许多变量关系变得格外灵活。</p>
在维也纳皇家图书馆中绝大多数的战场回忆录都出自军官之手，也正是军官们手里的笔才得以留下战场上的故事。</p>
但回忆录存在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军官的文学素养和想要记录下自己战争人生的写作诉求，而是活着。它们在承载了可供历史研究文字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一条冰冷的事实：只有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动笔。</p>
在门口许多外科助手的眼里，面前这幅画面就已经违反了《军医手册（卡维版）》中的许多条例。</p>
首先是转运的方式，担架小队的人数超标严重。</p>
按照规定，即使是身受重伤的伤兵也只需要两人护送，而且只能护送进临时救护所，并非后方医院。能接受后方转运的伤兵往往十里挑一，也根本不需要担架队跟随，因为在路上没有下车的必要，总医院也能负责接收所有病人。</p>
五人担架队，如此豪华的阵容，不仅霸占了转运车辆的空间，也直接造成了所在部队一次性损失掉五名战力的事实。</p>
其次这种枪械子弹造成的轻伤，只要不危急生命，就不该转运送回。只要救护所即使做包扎，或者军官本人足够冷静，给自己做好包扎，他就能立刻返回战场指挥部队作战。</p>
如果真的影响到了下肢功能，临时救护所里就能做截肢。</p>
也许战斗刚开始时，有些军医忙中出错，转运中偶尔会夹带一两位轻伤兵。但随着战斗进行，随着伤兵越来越多，有限的医疗资源会让人想起潜意识里记下的分级制度。</p>
现如今的转运马车里，根本见不到轻伤，最轻也得是个截肢再外加一些其他位置的火器伤。</p>
而与马切尹少将同车其他人的伤势，早已不是简单截肢就能摆平的了。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有些甚至失去了意识，有些都没能熬到医院就已经被宣布死亡，随手就扔在了死尸停放区，等待掩埋。</p>
马切尹少将，第三军指挥官克拉姆·格拉斯伯爵的儿子，也是这次快速包抄炮兵阵地的第三军第二步兵师指挥官。</p>
可能是因为他骑着高大战马，手握钢刀的英姿太过耀眼，对方撤退时向他所在的位置开了几枪。左腿被子弹击中，巨大的穿透力破坏了他的小腿皮肤肌肉，并且还射入了他所骑战马的腹部。</p>
所幸的是骨头没事，损伤的也并非胫前、后动脉和腓动脉这样的大血管，足背动脉搏动良好。</p>
“这样的伤......”门口的助手受迫于对方少将军衔和医院的规章制度，只能将还没到医院的院长抬了出来，“院长有规定，这种枪伤就不该送来总医院。”</p>
“那你眼睁睁看着少将的血流干？”</p>
助手不敢再说话，只能走近揭开了压在伤口处的纱布。</p>
确实有活动性出血，但小腿上的枪眼很小，出血量非常有限，根本没有达到要塞总医院的入院标准。可以说转运本身就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只不过规定本身对这位少将有多少约束力，就没人知道了。</p>
这时候硬碰硬肯定不行，他看了眼身后的护士，连忙说道：“赶紧给少将安排个舒适的床位，然后严密监测他的血压、心率和呼吸。每一轮的检测数据都需要做好严格记录，并且通报给代理院长。”</p>
“......好。”</p>
护士被一堆形容词砸得晕头转向，但仔细想想还是能找到重点的。助手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把人放着，记录生命体征就行，其他什么都别管。</p>
算是个权宜之计，但无奈的是，对方诉求根本不是保守治疗。</p>
“那手术呢？子弹射穿了少将的左小腿，难道不用手术么？”</p>
助手很清楚这种枪伤只需要止血抗感染就行，在短时间内缝合很容易让贯通伤内部形成死腔，最后感染，培训时反复提过。但自己没有伤员的处置权限，只能把责任推给其他医生：“我只是助手，外科医生会给少将处理的。”</p>
“医生呢？快去找医生来！”</p>
“医生都在做手术吧。”</p>
五人中很快就站出两人往医院内大厅走去，边走边大喊道：“医生！马切尹少将受伤了，这里需要医生！”</p>
总医院内的外科主刀现在基本全在手术室，游离在外的除了助手之外，基本都是些难以主事的年轻医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切尹少将运气不错，作为现阶段总医院外科技术巅峰的比尔罗特和博蒂尼就在大厅。</p>
但如果换个角度，这位不足40岁的少将，运气却又非常糟糕。</p>
在这场普奥战争之前，帝国几乎所有的军医都秉持着“军衔分类论”，就连当初的瓦特曼和尹格纳茨也不能例外。</p>
他们一般不会主动承认自己首先治疗军官的事实，瓦特曼当初就曾被人从后方中心医院叫去前线，处理一位陆军元帅的伤口。</p>
这对所有外科医生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事实也证明了这点。</p>
那位将军活了下来，当时年轻的瓦特曼很快就成了军队外科管理主任，几乎等同于现如今外科总医师尹格纳茨的职位。回国后，瓦特曼还得到了许多军队官员的支持，不仅得到了应有的金钱奖励，还担任了奥地利外科学院首任院长的职位。</p>
可以说，没有一位军医会拒绝军官的救治要求。</p>
但比尔罗特会。</p>
他是个谁都不服的倔脾气，对待医疗一板一眼，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博蒂尼或许和普通军医一样，但他却是以学习的心态留在这儿的，根本不敢也不想拥有单独处理病人的决定权。</p>
当个旁观者多自在。</p>
当两人让过地上横七竖八的伤兵，快步走到担架前看到马切尹少将的时候，比尔罗特首先提出了不满：“这幅担架不错，赶紧下来，让转运小队带回战场。”</p>
众人：？？？</p>
“除了左小腿，还有别的伤口？”</p>
“没了。”</p>
比尔罗特开始转引一项规定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按照《军医手册（卡维版）》中对转运原则事项有明确说明，‘单腿轻伤只需一根拐杖即可，最多只可以由一人陪同’。”</p>
“拐杖？如果只靠拐杖，少将可能早就为帝国捐躯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