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不仅不要睁一支眼、瞑一支眼看事物，看问题。更要睁大双眼，用明亮的眼光看事物，看问题。

高良为何敢杀人，因为他是红人、名人、有权的人、关系网很广的人。他认为他作了案是没有人会怀疑到他的头上，即使有人怀疑他杀了人，在人们的种种观念下，也就不会去深追细探来查明案件的真相。再者高良的红名在同行中就带有压力感，因为又是他亲自办案，在物证面前，人们只会相信他，不会相信别人。”

熊志伟仍然平和地说：“你能想到这些，为何还要去这样做呢？很显然；你这样做可能连孙局长都会反对你，全局可能百分之百的人不会相信你。”不管怎么样，熊志伟不希望何静干这样的蠢事，不要给自已找苦吃。

然而；何静仍然很固执说：“现在还谈不上反对不反对、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初步阶段，在没有大量的事实面前，是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我只问你，你想不想帮我？”

熊志伟沉默良久，无可奈何地问：“你要我帮你什么呢？”

何静将一份没有写完的分析报告递给熊志伟，便说：“你先看我写的分析报告。这份分析报告是我准备给孙局长的。这份分析报告谈到了高良作案的条件及杀人动机，但是；没有找到高良为何要陷害浩海的理由。”

熊志伟接过分析告，时间虽说很晚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看完了，他约有所思地说：“你的分析及推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分析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浩海作案的可能性更大，而高良不可能作案。首先从时间上来作分祈；梦艾玲遭害的当晚，我听到局里有人说浩海没有上夜班，也没有在休息室里休息，无人证明他在何处。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晚高良到外地办案去了，没有时间作案。最有说服力的是浩海做贼心虚，警车还没开到砖瓦厂，他就先开逃。也就是说他杀人心中有数，警车开向砖瓦厂必定是来捉拿他的。”

何静坐躺在熊志伟的身边，一面认真地听熊志伟对该案的分析，一面分析他对该案的分析。当熊志伟分析到浩海因做贼心虚而先开逃时，何静忙扬手压住熊志伟的话道：

“有了，高良陷害浩海的理由有了。你刚才说的最后两句话不应说是浩海作案心中有数，应该说浩海早有思想防备。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的两句话使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件案件，也就是江涛强暴杀人未遂一案。

现在我把两案连起来分析，就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明高良为何要陷害浩海。我首先从江涛被宣判刑时，在法庭里所讲的一段话谈起。当时江涛讲了这样的一段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明白了一点，任意时代怎样变化，社会怎样演变，现实永远是真真假假。名人、红人、有权人、有钱人、关系网很广的人、在当地一时凶恶的人，他们办假事，说假话，在一定的时间内是有人相信为真的。更是有人为他们的假事假话大吹大奉，使他们在当地横行一时，红火一时。

而象我这等做临时工、卖苦力的他乡人，也可以说是没有地位的下等人。我说的实话谁能相信呢？当然；我所说的话是没有绝对性的。

我现在在你们的关压下，我就是满身是嘴说我没有罪，你们是不会相信的。事实上我说过多次我没有罪，是有人陷害我、我也上诉了。但是；你们现在仍然判我有罪。我说我的鞋子是在案发前的十几天就不见了，（而且有人作证）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住房后面而证明我是凶犯，这完全是有人陷害我。你们一至不相信我的话。

当然；法律只证据。但是；证据他人可以伪造，动机他人可以利用，在今日交通很方便的情况下，时间他人也可以借用。使你们更难相信的是；我要说的是陷害的人是一个执法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地位、权势很大、关系网很广、名气很红的人。

也许至因为这些因素，你们只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当然；他的职业也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是的；我还知道这执法者有很多丑恶的事。也许有人会问，你有人证物证证明你所讲的事吗？

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些人能为我作证的活，那么；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个被告席上，被判有罪。

这位执法者也就不可能犯法。因为这些人都是欺善怕恶，奉上压下，她们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去奉承那些有特权的人，他（她）们还用自己女儿的身体及钱财，去奉承他（她）们的主子，从而捞取个人的虚伪名望。

如果说陷害我的人是祸苗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祸根。你们可以想想：这些人在他们主子的权威下、能出面作证证明我所讲的都是事实吗？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这样地说：老天爷有眼，沈倩被我的同事-浩海救了，也使我没有判下死罪，只判了十几年的劳教。

这个真正的凶犯不出二年，他就走上绝路，因为他演下了一台他不好收场的戏。也许是大自然的规律吧：邪恶风雨只是一时性的，我相信正义的阳光将永远照在大地上。

我在这里也要忠告一些人，你们要正正当当地做人，别当狗。你们不要过于抬奉红人、名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强恶之人。这些人的心比天还要高，比海还要深，他们的种种渴望是满足不了的。

当然；我所指的是那些有不正之的权威者。’现在我们来分析警车还没开进砖瓦厂，浩海为何先开逃。”何静分析正有劲。突然闹钟响了，他们该起床了，何静又是一个整夜没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