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制定经济政策之前，曾经和赵文正列出一个大纲，但是我还想仔细了解一下清朝的现行经济政策，特地叫来了户部侍郎王鼎，从他那里知道了不少的东西。但最关键的还是重农抑商，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抑制土地兼并，防止农民破产，强调户口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对商人进行诸多方面限制，并课以重税，最让我郁闷的是抚远政策，所谓抚远就是闭关锁国的一个形式，就是清朝自以为自己无所不有，不需要和外国通商贸易，又以为除自己之外的国家都是些边远小国，国弱民贫，所以对外国商人加以优惠政策，而对本国商人加以各种限制，比方说外国商人可以载一万斤生丝出海，而本国的商人只能载两千斤生丝出海，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等物，均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禁止茶船出洋贸易，闽、浙、皖等地茶叶，必须由内河过五岭运赴广州，通过行商卖给外国。如直接出洋贩运，则目为“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入官。这些规定，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尤其茶、丝、丝织品，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王牌货，也是明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显著的行业，清政府恰恰从这里开刀，其作用之恶劣，不言而喻。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福建省可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二十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水人等不得超过二十八名。以上是对造船规模的限制。此外，又规定：严禁将所造商船租于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更不许打造海船卖与外国人，“其打造海船卖与外国图利者，造船人与卖船之人，为首者立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又严禁中国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以上是对造船专业化的禁止。

总之，上述规定对中国造船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明朝中叶以后，基本上停止进步。清朝又如此限制摧残，虽然其法律规定是专对商船的，但势必严重影响到官船和战船制造技术的发展。鸦片战争时中国水师的失败，早已注定了。

3．长时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时期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以及种种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的刁难和迫害政策。仅以商民出海一事而论，其限制的苛刻，可以说古今中外找不到先例。每船的舵水人等有限制（二十八人，见前）；所带口粮有限制（按路程远近，每人每日准带食米一升，余米一升）；自卫防盗的武器有限制（每船限带两炮，火药三十斤）；甚至对航海必不可少的用品如铁钉、油灰、棕、麻等物都有严格限制。这样，出洋的人一遇较大意外，就会饿死；一遇海盗，特别是英、荷等西方海盗，就只有引颈待戮；远海航行，如果船有破漏，连钉一钉、油一油、捆扎一下的东西也不够用。至于出海时那种极端烦琐难办的手续，申请、具结、取保、十艘船只连环保结、以及舵水人等的连环保结、大量的贿礼等等，简直难于上青天。

4．除个别杰出人物（如康熙）以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都采取不加分析的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奇技淫巧”，予以排斥。这些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

5．禁止中国史书出洋。外国人到中国，“不得收买史书”，中国人不得将史书卖给外人，“违者将买给之人，照代为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这充军。”这是钦定的法规。但下边的官员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将范围扩大，成了“内地书籍，不准出洋”。又禁止中国民人教授外人以汉文，否则即目为“奸民”、“汉奸”，严拿治罪。以上各种规定大约意在“保密”，不使外人了解中国。而对国内人民学习外语，也严加限制和迫害。魏源指出：“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总之，要隔断中外文化的交流。

6．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这已经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及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不利。而对那十来个行商，又要进行无情的勒索敲榨。行商每年须向皇帝交纳“常贡”；代粤抚及海关监督采办“贡品”，价值即由行商赔垫；对各级大员送礼；交纳皇帝万寿及其他大典的款项；为粤海关监督的寿辰及其太夫人、夫人的寿辰献款；临时捐纳大笔的军饷及河工费用，等等。因此，有些行商竟至用巨款贿赂官府，请求“告退”不干。

上述那些工商业上、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闭关政策的后果

长时期以来，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片面宣传，人们习惯于把闭关政策理解为对外国商人的刁难和压制，好象闭关政策就是把外国商人“关在门外”，好象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公行制度。但实际的后果却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一观念。公行对外国商人很方便，一位美国商人（鸦片贩子）认为，“这使商业手续便捷。不用多说，商业的规模是巨大的。这种交易的进行是很愉快的，所有各种手续都十分便利。”再看看当时英国商人的反映。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英国下院审查委员会与作证人的问答纪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政策严重抑制了清朝资本主义的发展，最让我生气的是禁止中国行商拖欠外商银两，违者“照结交外国、诓骗财物问拟。”一经查出行商拖欠外商巨款，即将其革职充军，并将其资财房屋田产等，全部折变抵债，如仍不足抵债，则勒令其他行商摊还，甚至先由粤海关垫付。此条用意有二一为维护天朝尊严，免得“贻笑外夷”；一为防止行商受外商控制。而在客观上，对外国商人的财产也体现了保护的精神。不过，在商务交往上，欠债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外商对行商的高利盘剥（年利率高达20％，复利滚算），也由于清政府对行商的重重勒索，行商经常大量欠债破产。这叫什么事啊，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威风就干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郁闷啊！看来经济改革才识重中之重啊!第二天上朝时，我看着底下那些大员们，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字以为是天朝上国的重臣，对人对事趾高气昂，殊不知已经是死到临头了，想当初南京条约签定之时，这些大臣是如何的惊讶和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