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公主参与政事在某些特定时期也造成了不少混乱，不仅破坏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导致斜封官大量出现，冗员充斥，而且由于公主干政，导致政出多门，朝纲混乱；朝廷和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朝廷中的文武官员各自投靠不同的政治势力，宫廷内部政变频繁。
或许最值得一写的就是那些勇于献身的和亲公主们，她们年纪轻轻便远离父母故土，远嫁他国异乡，冒着生命危险周旋在汉胡之间，以青春和生命捍卫大唐的安全，在保障唐边境的安宁和加强唐王朝和周边民族的友好关系方面起着男人们所不能承担的作用。除了作为维系民族友好关系的纽带之外，和亲公主们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条条彩带道道彩虹，用她们的血肉之躯成为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铺垫。
是什么原因赋予了唐朝公主有别于其它朝代公主乃至整体女性的独特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呢？
按照笔者的理解，主要有三点：
一是大唐公主们兼具人类女性共有的细胞遗传优势和李唐族裔特有的先天遗传优势；
二是大唐王朝独特的政治社会因素赋予李唐公主们的后天环境优势；
三是唐王朝前期公主树立起来的榜样的力量。
就女性共同特点来说，那是由遗传学规律所决定的，而归根结底是造物主上帝所赋予的。上帝先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又在男人的基础上创造了女人夏娃，并且做了一个对于祂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改善，那就是将男人的那一长一短的性染色体中较短的那一条（Y染色体）补齐了，因此就有了两条同长的X染色体，那是女性遗传学的标志。相较于男性来说，女性在遗传学上更具优势，这可以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男人的短Y染色体无法掩盖X染色体上可能发生的不良突变，而女性的双X染色体可以互相掩盖伙伴染色体的缺陷；
第二，更有趣的是，现代医学生物学研究发现与人类智力有关的基因主要集中在X染色体上，理论上使得女性在人类智力遗传上表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三，X染色体决定了女性体内生成更多的雌性激素，其对体内各器官都具有保护功能。相反，男性体内的高雄性激素水平可能对人体某些器官施加损害作用；
第四，在人类的造人运动中，女方贡献了一整个卵细胞，而男方只是提供了**细胞中的细胞核遗传物质DNA。这样一来，后代承接了母亲的所有细胞成分，除了细胞核DNA外，还包括”能量发生器“线粒体，后者含有自身独特的遗传物质即线粒体DNA，而父亲对此毫无贡献。因此，线粒体的母系遗传保证了女性个体的”血脉“逐代流传。
2014年5月美国科学家报道，根据线粒体遗传规律，可以追根溯源找到人类的共同祖母，那正是”线粒体夏娃！“可以推测，富含”能量发生器“线粒体的女性更加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其后代也应该如此。虽然由于父系氏族取代了母系氏族，男人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直至支配地位，女性沦为从属地位，这是肌肉战胜肌肤、雄性激素战胜雌性激素、阳刚战胜阴柔的现实！但是，在人类社会里，能够笑到最后的品种却往往是女人：她们的寿命普遍比男人要长，当男人们已经寿终正寝，她们的女人们却还在愉快开心地跳着广场舞！尽管笔者相信女人们也并不想她们的男人们死在她们前头，只是想男人们走在她们前头而已。
根据这些事实，笔者曾经提出这么一个假说：在人类遗传中，男人对后代遗传的贡献仅仅是基因遗传（即DNA遗传）而已，而女性则提供了基因遗传以及细胞遗传（线粒体DNA以及细胞质物质的遗传）。
唐朝女性正是上帝赋予女性的遗传优势的具体和充分体现！她们表现出了不同于任何其它朝代女性的社会风貌和政治才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均发挥她们的巨大作用，甚至常常凌驾于男性头上用柔刚并济的肉体和心性碾压他们。
部分原因是李唐公主具有胡人遗传。胡人遗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元素，李唐皇族携带鲜卑族的血统，从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元贞皇后，到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太穆皇后，再到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文德顺圣皇后，皆为鲜卑族人。在正史记载中，她们三位都是充满智慧和决断的女性，她们所生女儿也大多聪慧能干。
须知，鲜卑人对之于汉人而言，原属于北方蛮族一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北方蛮族不过是一些不停骚扰掠夺汉人财物和地盘的野蛮好战的游牧民族、西域胡人。而我们所不清楚的是，正是这个鲜卑族，在中原汉人已经积弱衰微之时、在华夏文明正在流失消亡之际、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接管”了中国的统治权，建立了北魏王朝，孝文帝拓跋宏领着鲜卑族全体族民毅然决然地融入到了汉族和汉族文化之中，并以鲜卑族的阳刚强悍和野性活力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当西方那一头的罗马帝国连同罗马文明已经被另一支北方蛮族匈奴人折腾的奄奄一息之时，鲜卑族却为华夏文明保驾护航，且承上启下、发扬光大，乃至源远流长！
从此，华夏文明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的病态得以“强肾健脾”。
也正是这种融合，让隋文帝杨坚将华夏在经历了一百三十年的分裂之后带入新的大一统，并由此出现了后来的杨隋李唐盛世。
可以说，鲜卑族人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为中华大地的一统江山、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