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是强者的舞台，战场让弱者走开，我们这里不需要弱者。”

这是袁中校在开训之初便对特警们讲的话，而我们的任务便是将那些不适应战场的弱者剔除，留下真正的强者，再把他们训成合格的乃至优秀的特警。

训练是艰苦的，而且还带着那么丝不近人情的残酷。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不合格就会被淘汰，没有任何的情面可讲。从开训之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已经有十八名男女队员退出了特警队，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因为体能过不了关的，还有极少数的几个，是实在熬不住这份苦而自愿退出的。

对于他们，我没有丝毫的看不起或是鄙视。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虽然他们所受的那点苦累与我在那丛林基地里地狱般的生活根本没法比，但他们毕竟不是军人，不需要像我们那群人一样玩了命地跟自己死掐。因为，从理想信念乃至本质上，他们与我们就不同，一个军人，一旦选择了军旅这条路，那么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命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个国家。就如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人，天生就是要牺牲、要奉献的。

这种对于特警们来说相当残酷而又严格的淘汰式训练仍旧按照训练计划一丝不苟地继续着，并没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淘汰而降低标准。某位来视察的公安厅领导见到这种情况不无担忧地找到了袁中校，希望他能放宽点标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他很担心到训练结束时，公安厅向来引以为傲的特警队还能剩下几个人。

袁中校当时冷笑着打量了那位扛着警监警衔的领导半天，才从牙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话：“那也行，不过你得先把我换掉。”

袁中校的话让那位领导很没面子，铁青着脸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一气之下，胳膊一摔转身走人。而他身后自然跟着一帮屁颠颠的警督、警司什么的。有一个年纪轻轻、戴着眼镜，脸皮跟女人差不多白的家伙还板着个脸走过来教训袁中校，说你这人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有你这样跟副政委讲话的吗？你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我一定要把这事通报给你们单位。

我估计那家伙平时狐假虎威的事做惯了，因此根本就没把我们这几个在他眼里根本排不上号的教官放在眼里，以致于被脸色冷得吓人的袁中校一声“滚”的怒喝吓得差点连站都站不稳，抬着支胳膊指着眼睛里开始透出丝丝杀气的袁中校哆嗦个不停。

当时我正带着特警队的狙击手们在练潜伏，虽然对主要承担小范围攻击任务的特警来讲，长时间的潜伏很少用到，但这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所以，我还是按照狙击手的训练操典来要求他们。我可不想自己的学生因为潜伏技能不过关而在某一次执行任务时暴露，那不但会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更会让他们丧命。所以，我现在更能理解当初我的狙击教官对我那么苛刻的原因，在训练时放松对你的要求，那并不是关心你，而是在害你，而且还会害得你送命。

所以，这事我还是后来在聊天的时候听那些正被袁中校狠狠操练的特警们说的。他们告诉我，当时那个在公安厅出了名的小白脸马匹精被袁中校气得一张白净的小脸瞬间变得铁青、铁青。后来又被笑得能让人头皮发毛的两个中尉哥哥一左一右地从后面靠上去，左右一夹，看起来是挺热情地搭着那小子的肩膀，实际上却是脚不沾地将他给拖走了。至于，这拖走的过程中，两位教官有没有下点黑手什么的，那就只有那小子和中尉哥哥们自己心里清楚了。

那事过后，特警们的心悬了好几天，因为他们都怕我们这几个军人出身的教官会因此而报复他们，给这本就让他们觉得快要崩溃的训练加码。

他们的这些担心自然是多余的，不管是袁中校还是我们，都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就算是生气，也不会跟这帮子已被我们训得惨兮兮的特警兄弟姐妹过不去。我们只是在干自己份内的事，尽管在外人看来我们的严格太不近人情，可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可以对他们讲人情，但是罪犯会吗？**会吗？所以，不是我们不近人情，而是他们的身份和职责不允许我们讲人情。只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明白，不明白也就罢了，可他偏偏还要自以为是。而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如果掌握着一些权力，那他就会因为自己主观上的原因而动用手中的权力去阻挠许多事情的进行，从而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是严重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并不少，然而，却无法杜绝。也许，这也是一种悲哀吧，在法治社会还未能在中国完全实现时，人治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