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平原，雄县，1939年春。

清晨，春寒料峭中的哨兵，露水掩饰不住寒光的刺刀。杜子骏匆匆走入祠堂，在通道一侧有7具遗体，覆盖的白布上写有姓名；另一侧只有1具，他猛然停住脚步，在确定是“杨定邦”后，俯身撩开白布认出就是他的姐夫。

“晓晨。”

杜子骏听到有人叫他的化名，随即循声扭头看去，只见军区锄奸部（1939年3月由保卫部改称）李副主任站在东厢房门口，他强忍泪水上前立正敬礼道：“奉命前来报到。”他所在军区敌工部属于秘密部门，因此没有自报单位及姓名。

李副主任迈步到他面前，低声问：“你认识他？”

杜子骏倾身如实报告道：“他是我的姐夫，曾任蠡县警局副局长，‘七七事变’后随张荫梧撤退到山西，重返冀南时已任河北民军高参。”

李副主任说：“进来吧。”

在屋内，除了冀中三分区独立大队大队长赵广达，还有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面部黝黑透红，身材不高但精壮。

李副主任介绍道：“这位是120师敌工部的冯瑞同志。”

此时是1939年4月，此前1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命从晋西北移师抵达冀中，并抽调第716团的3个连编成独立第3支队，余 秋里任政委、贺 炳炎任司令员，旋即开赴冀中平原北部地区；2月4日，该支队在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板家窝村（今属雄县）设伏，一举击毙日军78人，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6挺、长短枪65支，堪称是打了一个开门红。可是，就在同月21日，时任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2支队司令员柴恩波，却在新城县相邻的新镇县（今属文安县）发动叛乱。

柴恩波曾任新镇县保安队长，在“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战，率部屡创日伪并收复新镇县城。可是，变化出现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寇被迫改变“速战速决”战略，转而为旨在长期占领的《治安肃正计划》做铺垫。

具体到冀中地区，日寇从东、西两侧的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向中部挤压的同时，重点从平津向南平推以确保政经中心的安全，12月占领新镇县城，柴恩波率部退至文安县；同月，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发动“博野事变”，旋即被冀中军区部队扑灭，但他仍不断挑起事端，包括暗中遥相策反柴恩波部。

1939年2月，柴恩波领受“国民党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头衔，并扣押近百名军地党员干部；3月，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协同冀中三分区部队对其施以惩戒。目前，柴恩波率残部避战拒降，并有迹象要去冀南投奔张荫梧，可是，若穿越八路军据守的冀中腹地势比登天。

杜子骏了解上述背景情况，也知道姐夫杨定邦在张荫梧手下任高参，此时出现在此地的话，显然是奉派前来与柴恩波进行联络，那死因就有可能是被我军击毙，而是否会牵连乃至怀疑到他尚不可知，因此，他只是谨慎地与冯瑞点头致意。

李副主任继续说：“这位是赵大队长，你们应该认识吧？”杜子骏仍仅是点头未讲话，李副主任转而说，“小冯，你先介绍一下情况吧。”

冯瑞手指地图说：“柴恩波在受到惩戒后，率残部退至大清河南岸的琉璃庄，距此地约30公里，但在前天趁夜撤离下落不明，我侦察员在附近砖窑发现8具遗体，其中，7人是被其扣押的我党干部，均有致命刀伤；1人是张荫梧派驻柴部的代表杨定邦，无外伤。”

杜子骏暗松一口气，因为姐夫至少并非因对抗我军被击毙。

李副主任打断道：“以上是突发情况，待查明后再适时调整任务。继续。”

冯瑞说：“杨定邦是在柴部叛乱后抵达，此前，张荫梧曾派来一个代表名叫孙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