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子骏又问：“你真的要投敌？”

孙玉成说：“去望都并非就是要投敌，你们已不会容我，只能借道回冀南了。”

他们所在是冀中平原根据地，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临平津，南抵沧石公路，由此圈住冀中平原38个县，目前八路军占据24个县城，为了防止日伪攻占后固守，不仅发动群众拆除县城的城墙，还将根据地内的主要道路挖成壕沟，这样既能阻碍日寇坦克、汽车的行动，又有利于八路军在平原打游击战，自然也就限制了孙玉成出逃路线的选择。

孙玉成急于从冀中返回冀南，与三周前发生的“博野事变”有关，其根源则要追溯到“七七事变”之前——若不了解这一背景，也就很难深刻理解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巨、艰难与复杂性，这也是本书后文着重体现的方面之一，且是主要情节的重要背景之一。

上溯1930年中原大战后，时任晋军军长、曾任北平市长的张荫梧自感遭到排挤便宣布退役，他返回冀中家乡出任博野县四存中学校长，后兼任校址在天津的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并借助彼此关联的北平四存学会、北平四存中学（今北京八中）等，他一方面培植自己的实力与势力，一方面四处宣讲鼓动反日，却一直遭到国民党的冷遇，不过，我方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始终在坚决反日，由此双方建立了联系。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继扶植伪蒙、伪满之后，又将视线盯向华北，并以平津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挑起事端，进而推动华北五省即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自治，终于在1935年6月迫使国民政府签下《秦土协定》，据此将第29军限定在长城以南；后于7月签下《何梅协定》，据此将平津冀域内的国民党党部、蒋军嫡系、东北军等驱离。

在此期间及之前，蒋介石一直在重点围剿追杀红军，不过，红一方面军冲破重重险阻，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抵达陕西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时间是1935年10月19日；此后的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区）主持成立了“冀东防 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正式更名为“冀东防 共自治政府”，并公开宣称这是“树立联省之先声”。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在调兵遣将围剿陕北地区，并截杀仍在长征的红二、红四方面军。

进一步而言，日本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推动华北五省自治，明显是在参照伪蒙、伪满模式，以期先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最终达到**的目的，而汉奸殷汝耕打出的旗号却是“防 共”，由此可见红军抗日早就并非口号，而且已令日本方面感到实质性威胁；同时，也折射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已被日本方面认知并认可。

不过，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一二九运动”，以抵制日本推动的华北五省自治，随之，顺直地下党（“顺”为顺天府即北平，“直”为直隶即河北省，另含天津）接受张荫梧的邀请，派出党员包括北师大教授杨秀峰赴博野县参与相关工作，而杜子骏、孙玉成正在博野四存中学就读初中，杜子骏的大哥杜辉在该校任教。

正是在地下党的直接参与下，张荫梧以接受了半军事化教育的学生，以及附设“农隙学校”的农民学员等为骨干，组建了地方自卫团即河北民军的前身，进而掌握冀中地区的博野、蠡县、安国等六县，并不断向周边包括冀南地区辐射，乃至在保定城开设四存中学分校。

不过，时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南下尚未抵近保定城，张荫梧便率嫡系包括孙玉成撤至河南林县（今林州市），后至山西黎城县设立河北民军总部，国民党河北省府则撤到更远的西安，因无地无人可管而被撤销了事。

日寇在保定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会战后，旋即将战略重心及兵力投向南方，国民党趁机于1938年6月重建河北省府，由保定定县人鹿钟麟出任省府主 席（1940年保定雄县人孙连仲接任），时任河北民军中将总指挥的张荫梧出任省府委员，杨秀峰也任省府委员兼冀南行署主任，而河北民军的主要武装之一就是由他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