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辉黯然道：“我的组织关系原本在北平，目前回到蠡县恐怕想联系都难了，尤其当时的人员变动很大……”他说到这里，发现三弟的眼中闪出精光，心中便产生了警觉。

杜子强又问：“你没有想过主动联系组织吗？”

杜辉此时已关注到三弟身背的蓝布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离家出走是必然选择，但包袱皮上沾有手形的灰土，显然是刚从什么角落取出东西。

随即，他伸手摸向三弟的后腰，感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脱口问：“你回家是为了这个？”

杜子强是保定二师在校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团转党，受领的任务仍是搞学生工作，他之所以躲过发生在保定二师的“七六惨案”，只因原籍是蠡县，所以被组织抽调出来协助筹备高蠡曝动，此次回家则是要取走隐藏的武器。

可是，保定方面在深挖保定二师幕后主谋的过程中，已将其列入在逃名单并签发通缉令，杜子强刚才偷听到姐夫与大哥的谈话才得知这一情况，并得知大哥曾是党内同志但已被除名，他随即从炕洞中取出手枪，因为匆忙且慌张忽略了清除灰尘痕迹，结果被敏锐的杜辉发现。

此前，杜子强得知大哥之所以被除名，主要是犯了路线错误而非组织错误，尤其曾参与发动武装斗争，他便放下大部戒心，并产生大哥能否重归组织的念头。此时，他发现大哥的表情和语气不对，便猛然转身一边退向房门，一边说：“只是为了防身。”

杜辉此前只是从妹夫杨定邦口中得知，三弟杜子强可能在保定参加学生活动而被通缉，不过，他据目前观察认为应该不仅于此。

要知道，杜辉虽然看似是一介书生，但经历与经验远超17岁的杜子强。早在1919年，杜辉作为北大新生参加“五四运动”，后在长辛店协助搞工运与平民教育；1920年，通过附设在母校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远渡勤工俭学，后在巴黎参与共运小组的外围活动；1922年，回国应聘在北京四存中学（今北京八中）任教，第二年正式入党。

此后，杜辉的地下工作方向之一是保定地区，这与其原籍及上述经历有着一定关系，即母校育德中学已于1922年成立保定第一个党组织。此外，该校的创办者中有蠡县人陈幼云、齐树楷、齐振林，前者于1906年受聘首任校长，后两人又接受时任民国总大统徐世昌之请，于1921年创办北京四存中学并受聘首任、继任校长，齐振林后于1925年出任北洋陆军部次长。

至于“四存”之名，源于徐世昌推崇的明末博野人颜元的学派，不仅在北京成立四存学会、开办四存中学，还于1922年在博野县开办四存小学，1931年升格为中学，时任校长是保定军校五期生、曾任晋军军长、北平市长的博野人张荫梧，并兼任校址在天津的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

再者，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是高阳人、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而时任教育**蔡元培以及吴玉章、吴稚晖等，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上述可见关键词：蠡县、高阳、博野，北平、天津、保定，政界、军界、学界，当然还有商界……杜辉正是借助上述盘根错节的关系，开展地下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杜子强的任何掩饰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

杜辉上前揪住三弟的衣领，低声说：“我在前年就曾参与过，包括完县（今顺平县）五里岗、清苑县小白城、博（野）蠡（县），事实证明，在平原地区不宜搞武装斗争。”

对于杜辉所说发生在1930年的3次农民起义，杜子强是近日参加筹备会时才得知，并通过类似大哥所讲的不同意见，意识到此次高蠡曝动极有可能仍会失败。可是，这是来自上海的指示，即在上月召开的“北方会议”决议，保属特委必须执行并已经进行部署，所以，他不想与大哥过多纠缠。

杜辉愈加抓紧三弟的衣领，低声说：“必须停止！要么把重点放在山区，否则势必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PS：梁斌著《红旗谱》于1957年出版，记述了高蠡曝动的前期背景，以及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七六惨案”，该校因此被称为“红二师”。《红旗谱》三部曲另有《播火记》《烽烟图》，同名改编电影于1960年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