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同学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在天津站后广场附近找了一间合租房。房子原来住着是一个工业大学的老师，小伙子是农村出来的，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大学讲师。他挺有经济头脑，租的一室一厅的房屋被他放了三张床，自己睡一张，另外两张出租。我住进不久后，又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住了进来。

我为了生存，找到一家生产消防器材的企业，做起了产品推销员。

这时法院对我的执行已经开始了。来执行的人不知道得了郭金富多少好处，格外的卖力气，三天两头的开着警车到家里来要钱。于是我这个在同事和邻居都认为的好人，一下子变为大家眼中一个欠钱不还的老赖。

我这时真正明白了什么是黑白颠倒，什么是冤假错案。执行的人钱要不到，更没有抓到我；居然无视国法，在原告指使下，非法对我的住宅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盆盆罐罐，什么破棉花烂布头里，仔仔细细翻个遍，似乎比小偷都专业。但结果令他们很失望，没有找到传说中十八万。执行庭；应该说是代表原告，见状还不死心。不仅对在家里的老太太进行政策攻心；还威胁说，不交出钱来，就拍卖房屋，扣发她的退休工资。

老太太从知青选调后，当了一辈子**。她终日出入县政府大院，什么优秀党员，先进模范的奖章奖状放满了一大抽屉。面对飞来的横祸，种种人身侮辱，精神上的折磨，让她彻底崩溃了。老太太给我打来电话，提出了离婚。

我的婚姻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我们两人大事小事看法从来是截然相反，一辈子除了争吵，基本不说话。虽说已经分居多年，但眼下的离婚，还是让我的内心感到愧疚，尤其是现在因为我给她带来的灾难。

这时已经到了阴历年底，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三，我乘长途汽车返回兴海县城。下车后，我怕遇到熟人，慌忙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躲了起来。老太太提前托了关系，约定的是下午三点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我走出旅馆时将防寒服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大半个脸，见到一辆出租车就赶紧钻了进去。

天上阴沉沉的，飘着雪花。我望着车窗外熟悉的街道，一股伤感顿时涌上心头。从十八岁知青下乡离开天津，到现在两鬓苍白，这片土地耗去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这里也曾是我的第二故乡，到如今有家难归，像一个逃犯一样东躲西藏。

晚上冰冷的小旅馆里只住了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我在问自己；国家怎么了？社会怎么了？怎么会容忍这些贪官污吏胡作非为？

这时窗外刮起了呼呼的西北风，吹散了天上的乌云，露出了满天的星辰。遥望星空；我脑海里出现了年轻时常响在耳边的一段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想念**。”

从那时起，我几乎很少再回兴海县城，因为那个地方无法再抹去我心中‘逃犯’的阴影，留给我的只是痛苦的记忆。

离婚证没有起什么作用。“你们这是假离婚！”这话从执法者口说出，未免有些悲哀。法律从不承认有假离婚，除非离婚证明是假的。原告还是依旧继续纠缠老太太，步步紧逼，看来不制人死地不罢休。

我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打电话给郭金山，让他转告给郭金富说；他那个官司的胜诉是花钱买来的，没有人欠他十八万。如果不按原来的讲的五万调解起来，别怪我不客气了。他都可以告我了，难道我还不告他吗！上告的地方可不只是法院。不要往绝路上逼我，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他已经弄得我现在‘家破’了，我也不在乎‘人亡’了！

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还是他们觉得我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挤了，同意五万块钱调解。但实施的时候，郭金富又提出近两万起诉和执行费由我出。他们和老太太又纠缠了一个来月，最后又降到六万。这时候老太太实在无法忍受了，找到几个同事借来钱，交给了法院，一场官司到此结束了。

几天后，我拿着一个大号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着举报信和证据，走进了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了沧海市纪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