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经验这个东西也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总结分析,找到具体问题,再来具体对待。
除了永新县,张牧这一次的扩张也是很大。
一口气,从原来的五个县,扩充到了十五个县,直接接受张牧土改的农民高达二十五万人。
当然,张牧也是收税的。
用的就是摊丁入亩配合的是累进税率。
整体下来,是一亩地收成的百分之十五,而大清的人头税林林总总算起来,是百分之二十,比起张牧高出了百分之五。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算的。
实际上,中间的官员也是难免中饱私囊。
对下征收重税,对上却少报人口,中间截留下来的全都是自己的。
一些地区的税收可以高达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而张牧则是一律要求百分之十五,一旦超出了,可以上报农社,然后农社上报大同社,自然,大同社会处理地方干部。
这也是张牧的手段,要让百姓来监督大同社。
大清的税制度等其他一切制度,几乎都是继承明朝的。在赋税上也采用了“一条鞭法”,赋税征收方式、征收额度都是参照而来。
不过,因为康熙一直都在打仗,所以,又在“一条鞭”所收赋税之外,额外继续征发劳役。
直白的说,清朝的老百姓负担,又在明朝的基础上重复征收了一次劳役。
而且,这个税收,在康熙晚年还是出现了问题。
第一,人口增长过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渐集中在大地主和官僚手中。农民人口增长,但手中却没有土地,农民承担繁重的人头税,而因为没有土地,不能生产,所以无力负担。导致流民增加,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第二,连年的战争,朝廷不得不更多的征收粮食,面对朝廷的赋税压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荒、逃税,官僚阶级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不断巧立名目,将这部分的丁赋转嫁到其他农民头上,又造成恶性循环。
第三,康熙晚年,以“宽仁”治天下,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对下征收重税,对上却少报人口,吏治腐败,朝廷收入锐减。
这三条,基本上就是大明晚期这些官员常干的事儿,一样不落的全都用在了康熙身上。
要是再来一个小冰河时期,基本上就是完美了。
康熙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征发劳役有找不到人,改为征收丁银又让失地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影响政府财政收入。
一直到了雍正继位,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执行改革,决定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免除“人头税”,将“人头税”加到“田赋”之中。
人口虽然变动很大,但土地是不变的,最最主要的是,他废黜了特权阶级,要知道土地都集中在官僚和有功名的读书人身上,他们是享受免税的,而雍正就是对他们开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管你什么身份,有地你就得给我交税,官员和士绅阶层就得交税,他们承担赋税的能力,而那些穷苦百姓手中没有土地,则不需要他们再承担人头税。
这摊丁入亩改革的本质,是把农民阶级的人头税强加到地主的土地上去,因此触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员均不愿意执行此项改革。
当然,这也是铁血硬汉子雍正,靠着严酷手段,迫使各地执行。
国库存银硬是从800万两增加到6000万两。
张牧搞的就是摊丁入亩。
管你什么身份,有地就要给我交税。
他不可能学李自成不纳粮,税收总是要的。
但是,怎么收,怎么方式自己手下的干部中饱私囊,这些都是要花费心思的。
不光是农民的,从前的地主的,士绅阶层,免税的,也要老老实实给我交税。
这摊丁入亩雍正可以搞,他张牧也是可以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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