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继续商议，最后基本形成三个意见，三人主张留下，三人打算回青岛，剩下的几个建议在莞城的人才市场去转转，看看行情。意见既然不统一，也就不好向邓经理谈条件。没办法，明天接着打螺丝呗！

再说说宿舍吧，十几平方的样子，有个狭小的阳台，一个比较干净的卫生间，还有个不大的冲凉房。巴掌大的地方，住着十几个人，一没有桌子，二没有椅子。更纠结的是，我们几个被分别安排到四五个宿舍，按经理的话说是让我们深入群众。其实在我看来，多半是怕我们聚在一起结伙闹事罢了。

我下铺住着一个老头，是打扫卫生的，陕西人，长得粗粗壮壮，看起来很厚道的样子。他告诉我说，我们几个不如到人才市场上去找找工作，大学生是很好找的。这里是个黑厂，我们在这呆得越久，时间也就浪费地越多。我问他既然是黑厂，他怎么在这一直呆着呢？他说那是因为邓经理是他的老乡，他想要哪天走，邓经理也不会为难他。其他员工尤其是我们这种外地来的，那就不一定了，压上一个半月的工资，要辞职？根本不批准，别说拿不到钱，连自己的行李都带不出门，只能趁半夜偷偷地从墙上扔出去。

跟他交流之后，让我彻底下定决心离开这里。

第四天，倒是没有安排我打螺丝，而是去焊接电线。刚开始做还是蛮新鲜的，做久了，这种流水线的活就让人烦透了。到了下午，我就躲到厕所给子夜曼陀罗发短信。因为手机卡一直没有换，所以，她还不知道我来到了莞城。唉，躲在厕所里谈情说爱，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一直聊到她去上课，才又跑到其他同学工作的车间聒噪着要走。我知道，他们的心理上也是很矛盾的，做下去吧，看不到希望；不做吧，当初离开山东时的壮志豪言仍余音绕梁。于是，我就想办法让他们看清现状。如今，干一天走和干两个月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白干，都没钱。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看呢，拖的越久，损失越大。

经过我苦口婆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终于同意下班后一同去交涉。

有人可能觉得我或者我们这几个太娇气了，这点苦和累都受不了。此后几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坚决否认娇气这个词。后来山西不是出了黑煤窑的黑工事件吗？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比那好不了多少。吃着清汤寡饭，在闷热的车间连续做十二个小时的体力工作，这比黑煤窑的黑工又强得了多少呢？只是我们这些人毕竟不像他们那样神智不健全，至少懂得想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很明白，如果做下去，那不是坚持，而是习惯。就像牛习惯了干活，马习惯了被骑一样。也正因为有我们这类叛逆和抗争的人存在，那些黑厂的老板才不敢为所欲为地压榨我们。

下班吃过晚饭后，我们一块儿去经理那诉苦，说是工作累啊，伙食差啊，宿舍不安全啊，理由一大堆。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要走，让他开放行条。邓经理是在这里浸淫多年的老油条了，习惯性地用他躲在眼镜后面的两颗小眼睛跨过镜框贼贼的盯着我们，然后，讲大道理，什么艰苦朴素啦，什么宏伟蓝图啦，开始画大饼。简直真把我们当成三岁小孩了。交涉良久，他终究还是没松口，让我们再做几天看看。

接下来几天，我们准备离开的几个也没怎么正儿八经地做事。所谓的不正儿八经，就是吊儿郎当，工作不怎么积极。不过，哥儿几个吃饭时倒是跑的溜快，没办法，肚子里没有油水，饿啊！不跑快点行么？

我们认识了一个重庆的王哥，三十多岁，肤色微黑，个子挺高。他也是刚来没几天，试用期还没过就不想做下去了，跟经理闹着要走。他比我们可厉害多了，每天打了上下班卡就直接回宿舍睡觉，到了饭点直奔食堂吃饭。反正就认准一个理，做几天工，就得给几天钱，那咱们好聚好散，不愿好散，那只能不好好干咯。另外，他给我们聊了很多其他企业的事情，让我们这些初入社会的菜鸟顿时茅塞顿开。我们没事就围着他转，希望他能带我们去人才市场找找工作。王哥倒是十分豪爽，一口答应下来。

就这么跟资本家软磨硬泡好几天后。终于，在第十天，我们成功地拿到了放行单。一句话，走人。

来的时候十个人，走的时候是七个，另外三个最后还是选择在那继续坚守。

我们拖着行李出了厂子大门，七个人又各自分道扬镳！其中三人选择了回青岛，一人决定去他在东城的女朋友那里，**、本科和我则准备跟王哥去人才市场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