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廷枢没有说话，对于这些他确实不够了解，自然做一个聆听者。

岳启庆拿起石桌上龙廷枢刚刚倒上的茶喝了一口：“朝廷、地方政府、乡绅、平民的利益都不一致，朝廷权利最大，可以直截了当的享受最大的利益，但是辐射范围从京城出发迅速衰减；地方政府在地方权利较大，离京城越远占比越大，偏远地区地方政府就是土皇帝；乡绅享有一定权力；民众最苦，前三者的利益都是由民众创造的，而古代农业社会加政府强行引导，利益主要是土地利益，于是前三者都会或快或慢地夺占平民的土地，土地兼并、与民争利，造成社会根本性的动荡。

这种矛盾在**集权制度和客观条件都没有被彻底更改之前，无法被解决，只能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出来，被剥削的民众、底层士绅和少数上层官员推翻前一任朝廷，对被兼并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同时战乱削减大量人口，然后再开始从新进入上述循环。”

岳启庆说的话可谓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前东方帝国内部的病源所在，这才是龙廷枢需要了解的。找到病根之后，就要考虑用什么方法来医治。

龙廷枢听后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茶杯：“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社会矛盾任何朝代都有，怎么样来解决当下的矛盾是天帝龙廷枢所关心的。

岳启庆掸了掸自己的衣服：“有是肯定有，但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比如说随着工业革命，基础建设逐渐完善，交通和通讯问题得到解决，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对地方监管能力大幅增强，进而增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削减了地方官员和乡绅乱政的机会。但是依然不能完全杜绝，所以依然会滋生**之类的问题，间接地对民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此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各国的政府只要不乱搞，一般都比较稳定。”

岳启庆继续举例说明：“古代很多小国领土狭小，君主的政令甚至可以直接传达给最基层的农民，所以古代欧洲很多集权制的小国。但是大一些的比如英法奥之类的国家，都得依靠分封制实现统治，国君只能直接统治首都等少数几个采邑，全国大部分土地依赖世袭大贵族统治，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基建逐渐完善，才开始出现较为统一的大国。在这之前的集权政权都不长久。比如法兰克当政时是靠着他本人的高超能力搞的**，但他一死国家立马被改换为分封制，罗马帝国一开始也是**制，等凯撒、奥古斯都之类的个人能力爆表的大帝一去，国家立马动荡不安，事实上他们在的时候就不安宁。

在这个时期东方遭遇到西方的挑战而被迫向西方开放际，东胡王朝同时面临天国及其他国内反对力量的冲击。在本世纪初期，也就是五十多年前，世纪之交，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反东胡力量不同的是，天国建立起长达十几年与东胡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在东胡王朝拼死自保的挣扎中，军事权力前所未有地落到了南方汉族政治势力手中，这导致东胡末年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再分配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化，在脆弱的东胡族、汉族共治体制下勉强维持的上层统治集团由此分裂。

笼罩在东胡族、汉族矛盾背景下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决定当时的华夏在根本上无法实现，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来应对西方的挑战。

华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把握与西方交往的主动权，而适时地将条约体制引向对华夏有利方面的机会，不能象日本那样完成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改，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华夏最终只能被动地接受外力影响造成的既成结果，国势日趋衰败。”

在岳启庆看来帝国所处在的这个十字路口，只有一条路能动黑暗走向光明，而他们必须在充分的分析论证以后，找出这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在那一个时空，对于西方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对华关系的“条约体系的最终建立”。自此之后，英国的对华关系转向主要以合作政策取代炮舰外交，而这种合作政策的主旨，是渐进主义政策，即帮助**政府改革华夏的行政管理使之近代化，同时期待**政府训导和规范地方政府，实施条约并为外国人伸冤。”

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上，根据别人制定的规则来玩游戏，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哪一个参与制定规则的人不是将利益倾斜向自己，表面上满口的公平正义，实际上暗地里做的是肮脏不堪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