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章说道：“华夏封建社会在大一统的思维下，一直践行着商鞅的国富民贫观点，给予民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他的生产资料都属于政府。财政有保障，则国家兴旺，民众温饱；反之，则国家衰败，民众赤贫。世家大族与政府争夺税收，民间经济繁荣意味着税基扩大和社会不可控，所以，**政府要打压世家大族，实行国营政策。然而，时代变了，工商业发展是大势所趋。”

岳启庆点了点头继续道：“鸦片战争前夕，就拿一八四零年来说，东胡王朝的当年财政收入是3900万两白银，而同年布莱顿不列颠帝国的财政收入按照当时的白银汇率，折合成白银，在1.5亿两白银以上。布莱顿不列颠帝国财政收入接近是东胡帝国的4倍。鸦片战争以后的十余年里东胡王朝的财政收入一直在4000万两上下，主要税收来自农业，而布莱顿不列颠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商贸易的税收，而且每年的财政收入都在递增。这就是差距，而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工商贸易的关系，东胡王朝与西方列强之间差距也会也来越大。

这个时期，自然经济的解体已愈来愈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比东胡王朝前期快得多。公债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收入的产生表明，华夏财政正朝着近代化方向迈步；另一方面，东胡后期财政收入对外债的依赖越来越重，并因此导致了部分利权的丧失，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时代印痕。总的来看，东胡后期的财政收入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已具有近代性，这比东胡前期的传统型收入结构模式有了很大进步。

东胡后期的财政收入结构与前期相比确有巨变，但变中亦有不变。无论这一结构如何变化，有些方面是始终一致的：

东胡王朝财政收入的各个构成部分都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政策目标，即维持收支平衡和满足国用，从而巩固封建政治统治。综观整个东胡王朝，财政收入科目时有裁添，各部分所占比重也有所增减，但这些变化无不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财政收入结构的嬗变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又在根本上服务于政治，因此，无论东胡前期还是晚期，其财政收入结构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

尽管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它的绝对数额是不断增加的，这说明它仍是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且农民税收归宿的地位在有东胡王朝并未发生明显改观。农业税比重的下降和各种间接税比重的提升确实反映了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东胡晚期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据此而夸大华夏的近代化程度，则未免过于片面。

客观地讲，田赋收入直至东胡后期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其他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者为公债和关税，二者均非源于华夏自身工商经济的发展，而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经济侵略密切相关。再就纳税人的负担而言，?农民既要交纳农业税，又要承受各种间接税转嫁而来的无形压力及农产品与工商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剥削，他们始终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

岳启庆继续说道：“在整个东胡王朝，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经济是财政收入的基础，收入结构的变化并未超越农业国这一历史阶段。东胡王朝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财政的侧面反映了东胡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通过分析财政收入这一微观问题，我们可从宏观上对东胡王朝的财政状况予以把握，从而给予一个更为客观的定位：华夏封建性财政至东胡王朝已走至巅峰，并开始逐渐向近代化嬗变，东胡王朝财政的发展演进为近代性财政形态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而我们的财政制度要建立在东胡王朝的财政制度的基础上，然后在一步一步的来改善，逐渐完善财政体系，最终建立一个健康的财政体系。切不可急功近利。”

龙廷枢听了大半天，他对财政制度这一块还真不是很了解，听了岳启庆对东胡王朝的财政制度的分析后，总结为，当下给予民众最基本的物资保障，将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面，政府利用手里的财富进行各项建设，调控经济，改良政策等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好了，随之而来的是民生的改善。利用政府力量搞活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但是眼下的财政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当即问道：“当下天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作为领导人，他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去花大量的精力去处理，也不可能所有的学科都精通，但是要学会管理，说白了管理就是管人。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问题不够受到相关人员的重视，消极的做事态度，甚至没有人去处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人。

财政部大臣鹿清河回答道：“政权初建时期，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可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捐纳，它是一项颇为重要的非常项收入。根据人们所捐钱物多少给予功名或实职或者其他方面的优惠。这种捐纳的办法仅是临时性收入，并不提倡。但是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我军所到之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一些物质来进行从公，这是最快的办法来弥补财政，短时间之内可以暂时采用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