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洪武帝与洪贵全均利用了宗教。洪武帝曾以弥勒教为其外衣，洪贵全则以拜天帝教为其精神支柱。从宗教本身来说，拜天帝教比弥勒教要“先进”些，但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洪武帝则要比洪贵全略胜一筹。

在登大位之前，洪武帝及依附于他的儒生道士僧人们，通过制造种种祥瑞传言等等迷信手段，来证明洪武帝是天下的“真命天子”，以号召和迷惑天下臣民百姓。这是什么这是造势，让天下的百姓都认为洪武帝是真命天子，谎言说上一千遍一万遍也会变成真理，随波逐流还是大多数人性格，就算有几个能看清事实的人也会在这大浪之中被掩盖。然后天下百姓认为，他洪武帝做皇帝是名正言顺，是上天的选择。

难能可贵的是洪武帝只以此迷信手段欺骗别人，并不欺骗自己，绝不会无脑的认定自己什么事情不做也可以当皇帝。而是有忧患意识，日勤不怠，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战群雄，打天下，直至成功。还是那句话成功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洪贵全则完全不是这样，他完全自己认不清自己，更是将自己活活的玩死了。他创建了拜天帝教，树立了一个独一真神一一皇天帝。这在发动组织群众参加起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定都金陵后，本应是他招贤纳士，大展宏图，逐步放弃其宗教的时机，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更执著地迷信自己制造的神话。更搞笑的是在天京内讧以后，宗教的纽带已经断裂，西洋镜已被拆穿，信仰危机日益严重；而洪贵全不是想办法来挽救危局，而是为了维护其拜天帝教教主地位和天王的宝座，歇斯底里地迷信自己创造出来的“皇天帝”，自欺欺人地做着“朕即上天堂，向天父领到天兵，保固天京”的幻梦，断然拒绝了让城别走的唯一生机，坐守待毙，最终自己酿成了国破家亡的历史大悲剧。

其次，从战略整体来说，洪武帝在一统全国的军事过程中，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得一地守一地，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有卓有成效的屯田制度。地方的行政管理也能跟得上，因此，洪武帝的领土逐步由小变大，很少有得而复失的现象。

泰上军在定都金陵之前执行了一条流寇主义的军事路线。夺取武昌之前还情有可原，攻克武昌及其下游诸重镇后均弃而不守，致使金陵甫经攻下，尾追的东胡军就在江南江北扎下两座大营，像一把大铁钳一样把天京城紧紧钳住。这对泰上天国今后的行动是一种严重的制约，后果恶劣。我们自己设想一下，自己睡觉的枕头旁边有两把大刀悬在空中，你难不难受？主要的问题是你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然后是北伐，洪武帝和洪贵全定都金陵后，都举行了北伐。可是两者相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军事家的精心杰作，一个却像是差等生的蹩脚作业。洪武帝是在征服南方广大地区的基础上举行北伐的，当时元王朝已腐朽不堪，且又忙于内战，洪武帝采取了精心策划，稳扎稳打，保证北伐军的后勤保证的战略部署，以军事上的第一、二把手徐达、常遇春为正副统帅，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先北定山东，撒掉大都的屏风，再回师下河南，剪掉其羽翼；进据漳关，封其门户。最终攻取大都，将蒙元赶往了北方草原，恢复了**山河。

而洪贵全的北伐，则形同儿戏，是无知和骄傲的产物。这是前期的军事斗争中东胡军不堪一击，让洪杨两人错误的认识到，东胡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伐既没有经过精心的策划，也没有后勤保障，也不建立根据地，只顾往北打，恢复到了之前流寇的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一旦兵锋受挫就会有在东胡北方腹地被包围的危险。洪贵全对北伐军的第一个指令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以磨时日。”命令人仅两万的北伐军疾趋东胡王朝经营了两百来年的都城，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洪贵全的“在天津住扎待援”的第二号指令，像绳索一样捆住了北伐军的手脚，不迅速南撤，而在天津附近及阜城等地滞留数月之久，以待援军。结果是援军未到，而敌军四聚，最后在山东被分割包围而全军覆灭。

在说一下两人对儒家文化的对待，洪武帝虽是标准的贫苦农民出身，但他是乐于读书的。当然所读离不开“四书”、“五经”等 儒家经典，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和儒士们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也是他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支持的思想基础。知识分子不但能出谋划策，而且在地方上有声望，笼络了一个名士，可以团结好一方百姓。因此，洪武帝每到一地，他都访贤下士，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把各地名士收罗到自己摩下。

洪贵全狭隘的地方主义是他争取不到奇才的原因之一。他核心圈子里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广西老兄弟，其他地区的有才有识之人很难进入天国的核心圈。仅有洪仁歼以天王族弟身份才能跻身于这个圈子，两湖三江的儒士文人，即使有刘基之才，也无法插足于洪贵全身边，为之密谋策划 。泰上天国前期总的说来也是任人唯贤的，但冯云山、萧朝贵朝贵的过早牺牲，是泰上天国人才上的重大损失。以后虽提拔了陈玉成、 李秀成等一批优秀将领，但他们并不受洪贵全的信任。为了分陈玉成、李秀成的权，洪贵全又大封其部将为王，而且越封越滥，甚至发展到行贿能得王爵的地步，这等于是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