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真正兵临平津城下是12月12日【注：林子茂于12月9日抵达北平】，首当其冲的便是北平南苑机场，在执行蒋介石“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的客机飞抵时，南苑机场已经易主，未及降落便被迫空返。

至于造成客机空返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已然焦头烂额，事到临头才紧急拟定上述“抢救计划”，名单包括四类人员：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相比而言，我方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便开始着手迎接香港、北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以及侨居海外的**人士、著名学者前往东北解放区（另见本书《中部：滨城暗斗—大连》），同时针对国统区的相关人士进行**工作，其中隐蔽战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国民党已然失去民心，因此，上述“抢救计划”得到的反应平平。

具体而言，12月1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陈雪屏致电北平方面，催促尽快成行未果；12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再次致电，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教授陈寅恪等人决定南下，但乘车赶到宣武门时，城外的南苑机场已是战火连天。

15日，傅作义部重占南苑机场，胡适等人得以乘机南行，但其他相关人士依然反应平平，第二天的客机多有空位返程。19日，解放军复夺南苑机场。

此后，傅作义部在北平城内临时开辟东单机场，虽然只能起降小型飞机，但毕竟是唯一的逃生通道，南京则做出优先撤离知名人士的决定，清华校长梅贻琦等人于21日首飞南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及更多人选择留下。

据岳南著《南渡北归》所述：

“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

“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清华大学）留校人员对这个‘南飞计划’与少数南飞人员并不买账，也不认同，且从心底里生发出一股抵触对立情绪”；

“此一计划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与李宗仁集团逼迫蒋介石去职下野的呼声高涨，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据不完全统计，从北平南下的相关人士及家眷约有三百人，后来这些人也并非全部赴台或迁居海外。至新中国成立，**研究院的81位院士有60余人留在大陆，各个研究所只有傅斯年负责的史语所较为完整地迁台。

1949年1月21日，达成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并允许国民党军队师级以上军官，以及高级别行政官员自愿选择留下或南行，显然上述学界知名人士仍有机会南行，但未见记载。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隐蔽战线对于“和平解决北平”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秘书阎又文（出自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的正牌情报员），以及原本已到解放区又冒险返回北平做工作的吴晗等知名人士。

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