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为生存饭馆打工 穷帮穷葬埋父亲

久娃到了十三岁那年，永奎把久娃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久娃子，你现在也不小了，应该开始自己谋生了，到外边给人帮个工，寻个零活干，可以挣一些小钱，补贴家用，减轻你父母的负担。”

久娃听了，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好的，是应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可是我还跟你把武艺没学好呢？怎么能离开您呢？”

永奎听了说：“现在社会到了这一步，打仗用的是快枪，武艺这门道已经不吃香了，只是能用来防身罢了。要干成一番事业，还得靠真枪实弹那些洋家伙。只要你有习武之心，到哪里都可以练习的。”听了师傅的话，久娃就爽快地答应了去干活挣钱。于是永奎与久娃的父亲商量，托人在孙镇街上给久娃谋了个烧火的干事。

第二天，久娃早早起来，告别张叔、万祥，又专程与新村少年伙伴们告别，去到孙镇街上一家孙姓人开的饭馆，给人家拉风箱，当烧火娃。开始了挣钱谋生的生活。他的主要活路是拉风箱，那时煮饭都是靠风箱向炉内送风来吹火焰的。这个烧火的活儿在饭铺中可说是最苦的了。

夏天里，太阳像个火盆，挂在空中，烤得大地都烫脚。这时候，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都在大树下乘凉，做着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躺在家里的凉席上，打着呼噜进入梦乡而酣睡午休，可幼小的久娃要坐在灶火前，一边不停地拉着半人高的风箱，一边不时地要往炉内搭炭，又热又闷，汗水满身，久娃光着上身不停地用搭在肩膀上的土布手巾，擦着脸上渗出的汗液，身上流下的汗水。

水开了，馍熟了，他开始擦桌子，抹板凳，扫地，倒垃圾。夏日的酷暑，烟熏火烤，艰苦繁重枯燥的劳动，使他尝到了劳动的艰辛。在饭馆，老板稍有不顺，或者老板遭到顾客的怨言，就拿他出气。他时常遭到老板的训斥、谩骂，甚至责打。这些，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这是什么世道，有钱人有权有势，耀武扬威，不把穷苦人当人看。

有一次，他忙着拉风箱，端饭上来慢了一点，食客吼道：“为什么这么磨蹭？”

他回答说：“厨房才做对。”食客见他顶嘴，扬起手，当场打了两个重重的耳光。食客的责打，老板的欺压与剥削，使他尝到了社会不公的滋味，他想：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如果不拼命出头，是没有活路的，一辈子要处于悲惨低下的地位。由此他慢慢生发出了反抗强暴，铲除不公平的想法。

在饭铺里，他见识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什么同盟会成立了，广州起义了，秋瑾就义了等等。小饭铺也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的场所，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在这里，他结识了孙镇的孙荷伯、孙书友，焦庄的孙苍狼，郭庄的韩世本等一群少年好友，并与他们结为金兰兄弟，经常在一起谈论社会，畅说未来，谈论各自的想法，以后的打算；倾听过往来店里吃饭的食客们议论南方孙文、黄兴革命的故事。多年以后，他曾经对部下意味深长地说：“饭铺也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

正当久娃在孙镇给人当伙计娃挣点微薄的小钱补贴家用，与父母艰难度日子的时候。

杨久娃的父亲杨怀福，是一位淳朴的农民，会做木工活，专门给人插牲口拉的犁地的犁，他做的犁轻巧、好用、耐用，是蒲城东乡一带有名的插犁大把式。由于做得一手好活，经常游乡给人插犁，有时到外家新村去的时候，常常带着儿子。就在杨家日子刚有点起色的时候，遇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原来杨家一位族人，练了一身功夫，结交了一批有识之士，开始闯荡社会，秘密进行反满活动。他们的行为，被蒲城官府获悉，官府通缉捉拿他们，他们逃脱了。这件事株连到杨怀福，结果杨怀福也被官府捉拿下狱，因为是谋反大罪，按大清律例是死罪。

杨怀福的被捕，使得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不满14岁的久娃身上。他辞去了饭馆烧火的干事，一面设法维持家庭生计；一面还要到县城去探视被押在县衙的父亲。过了一段时间，杨怀福被押解到省府西安关押的消息传来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作为一个农家妇女的久娃母亲没有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年幼的久娃由于有着痛苦的经历，深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对母亲说，自己要去西安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就近去狱中探望父亲，照顾父亲。母亲虽觉得儿子年龄太小，不放心。可久娃坚决要去，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久娃背了些吃的和几件换洗的衣裳，为了防备野狗与野兽的伤害，他手里提着一根打狗棍，踏上了西去的道路。

他只身一人来到了西安，由于经济困难，无法住店，没地方住，就来到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掌柜的出于同情心，又念及是乡党，让他住在会馆。打听到了关押父亲的监狱，为了照顾父亲，能及时给父亲送吃的，他到监狱附近，靠给别人做小工挣钱，给会馆做些杂活，给父亲买吃的。自己省吃俭用，宁可挨饿，也要保证每天给父亲送两次饭，免得父亲挨饿受苦。

当时的清王朝，监狱制度非常黑暗，狱吏横蛮霸道，敲诈勒索盛行。如果没人照顾，很多犯人等不到宣判就饿死病死被折磨死在监狱里面。若被处死以后，家属没有出钱打点，连尸首都被狱吏扣押，此种现象，比比皆是。

这时候，有一位好心的同乡告诉他，如果有一大笔钱去贿赂当局与狱吏的话，他父亲可以在牢里免于受罪，免于处死。但是此时的杨家，遭此劫难，已经穷困潦倒，连吃的都满足不了，哪里能拿出钱去行贿。

一年以后，杨怀福被官府判了绞刑，被绞杀于西安。十五岁的杨久娃向蒲城会馆孙掌柜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把父亲的遗体固定在独轮车上。为了怕路上过村走巷被人拦住勒索钱财，他在做了伪装，掩过了一路人的耳目，一步一步地推着。道路有的地方坑坑洼洼，有些地方偏避荒凉，还有野兽出没，土匪抢劫，他顾不得这些，渴了喝几口自带水壶的凉水，饥了，啃布袋的冷漠，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跋涉，步行200多里，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

人虽然搬回来了，却无钱安葬，这时，还是好心的乡亲们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凑了些钱，买了一口很薄的棺木。出殡的时候，全村乡亲都参加了埋葬活动，这样总算把人草草地安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