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湖北宜昌城区沦陷之后，驻扎在鄂西地区的国军第十八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八十六军组成了江防军的主力部队，与日军在鄂西地区展开了拉锯战。

1942年2月14日，农历蛇年的最后一天。鄂西峡江边某村，国军陆军第三十军军部。

因为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年三十，为了慰劳在鄂西地区与日军对峙两年的国军将士，三十军军部特意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

三十军军部就设在长江南岸一户丰姓人家的屋子里。

这户丰姓人家本是当地一个大户，因户主丰某在十年前英年早逝，其妻高氏急火攻心，哭瞎了双眼。

坚强的高氏虽然丧夫且双目失明，但并没有被巨大的家庭变故击垮，独自一人抚养着四子一女长大。

在封建社会，一个寡妇要独自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是相当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寡妇。

原来，丰某在世时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家中的田产早已大部分变卖。至丰某去世时，高氏只得带着五个孩子守着两百余亩薄田艰难度日。

也只有这峡江南畔看上去还算宽阔大气的丰家祖屋，似乎还在向世人诉说着丰家昔日的辉煌。

正是因为这丰家祖屋的宽阔大气，1938年，三十军便将军部设于此地。

高氏本也出生于当地一个旺族，小时候虽没上过私塾，但也在父母兄弟的耳濡目染之下，读过不少书。

对于当兵的要征用他家祖屋一事，她还是十分理解和支持的。她经常教育五个子女，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当然，在那个年代，遇上了兵家征用房屋，普通民众想反对也是无济于事的。

由于是带着四子一女，当初高氏便与这军部的后勤副官协商，他们一家住在这祖屋角落上的两个偏房里，正屋就留给军部使用。

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后勤副官当然是答应得十分干脆。

本来，要不是日军侵华，国军节节败退，被迫偏守于西南一隅，高氏本应该是苦尽甘来，要过上安逸的日子了。

因为这一年，大儿子丰舒耀已经年满二十四岁，二儿子丰舒焕即将年满二十二岁，三儿子丰舒彩刚满十九岁，小儿子丰舒培也十七岁了。就连最小的小女儿也快十五岁了。

按照中国人十八岁成年的标准，也就是说三个儿子都已成年了。这高氏也应该快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光了。

当初丈夫还在世时，就为大儿子和二儿子已定下了娃娃亲。只是因为这十年来家道中落，加上祖屋被兵家征用，没办法为大儿子和二儿子办理婚事。

好在两个亲家都是明事理之人，并未因此毁婚。

当时，国军在正面战场已经由抗战伊始那种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转为双方拉锯的战略对峙局面。

高氏与两个儿女亲家也商定，儿女婚事再等两年。

丈夫去世之前，四个儿子本在丰家家族的私塾里念书。丈夫去世之后，四个儿子当然是没办法继续念书了。虽然都还年少，但也可以从事一些农活了。

当然这两百余亩田产，不可能是全部靠高氏带着四个幼子耕作了，大部分都租给佃户耕作。

两年前，宜昌城区沦陷之后，鄂西就成了一个主战场。

看着已经长大**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高氏有了自己的想法。几个儿子不能就这么在田间劳作一辈子，那是没有出息的。

丰家的先祖祖籍四川，在清乾隆年间就留过洋，归国后在长江上组建了商队。由于长年间在长江上带着船队穿梭，看中了峡江南畔这个地方，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好，便在此地买地置业。

就是其娘家高家在清朝也出过大官。因此，这高氏虽然是个瞎子，但其眼光绝不是当时一般的农村妇女可以相比的。

自从鄂西一带成为主战场之后，有大量的物资转运事宜。各类物资的运送自然是由民夫肩挑背驮、由军队押运，但还得配备当地的向导。

这向导的作用，一是引路，另外也是便于军地协调。毕竟这些当兵的来自五湖四海，对鄂西风俗、方言等并不熟悉，弄得不好，容易发生一些误会。

因此，在两年前，高氏主动找到三十军军部的后勤副官，推荐大儿子和二儿子去军中当向导。

对于高氏这种主动为国军作贡献的行为，后勤副官当然是求之不得。就这样，丰舒耀和丰舒焕就成了运输部队的向导。

这向导虽然也可以在军中领点饷，但并不多。好在是跟着运输部队，每天三顿饭管饱。在那个年代，这就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