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九江，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表现了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九江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每天天一亮，日军就到处搜捕青年美女，整装抹粉，用车送到日军营名义上是“上工”，实际上就是当慰安妇。未送去的妇女，则由各兽兵任意**。壮丁则抽调去修公路，或者为日军搞运输，如果有不满的，就遭到皮鞭抽打，甚至被屠杀。整座九江城顿时成了人间地狱，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侮辱的妇女，被日军抢劫的财产，都是无法计算的，日军的暴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日军开始以九江为据点，旋即展开对武汉的作战部署。除去由冈村宁次率领的第十一军外，九江还成立了藤堂司令部，由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任警备司令，下设宪兵队和特高科，由松本伊代中佐任机关长。

军事上，日军加紧准备进攻武汉的步伐，武汉大战总司令为烟俊六大将，投入陆海空三军三十五万兵力，另以新增调四十万大军配合作战。调动飞机五百余架，军舰一百二十余艘，作战经费三十二点五亿日元，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说：“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军大本营下达一百八十八号、参谋**第二百五十号命令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攻占汉口附近地区”；第二，“把蒋政权逐出中原”。而日本天皇的命令则明确表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这样，他们便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政治上日军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在冈村宁次的建议下，藤堂高英迅速搜罗九江当地的地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伪政权，而日本人则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在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松本伊代又在汉奸中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便于收集情报，破坏抗战。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军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由于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甚少，仅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蛊惑人心的谬论，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

不断从九江逃出来的难民，在江石州的大街小巷哭诉着日军的罪行同时，也痛斥着国军的无能，霎那间，民族复仇的烈火在江石州熊熊燃起，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青年学生，也无论是江石州的居民还是从南京、九江来的难民，大家同仇敌忾，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誓死抵抗，同时聚集到抗日纵队指挥部门前请愿，许多爱国青年积极要求报名参军，誓死拒敌于江石州城外。

看到青年学生的高涨热情，高志彬的热血也沸腾起来，他立即准备发电报给上峰，要求扩充军队，但却被成森阻挠。当然，在民族的危难时期，作为一个小小的军统站地站长，他还是没有勇气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据进步青年于门外的。他是秉承了总部的意志，视广大民众为洪水猛兽，以军饷补给困难为由，拒接接纳爱国青年。

在城中作为与纵队联络员的徐铁，已经把这一情况向龙在岭和曹成强作了汇报，经过谈论之后，游击大队决定让江石州地下组织配合，争取让这些进步青年加入游击大队。

老朱在接到徐铁的要求后，斟酌再三，还是放弃了向成森通气的念头，当即让吴起燕、陈大娘和小涛行动起来，在青年学生中极力宣传云山抗日游击大队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是江石州未来抵抗日寇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青年带着朝圣般的心上了云山，加入了由**人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云山抗日游击大队已经由过去的不足三十人，发展到了一百三十余人。

戴老板接到江石州汇报来的这情况后，气得暴跳如雷：“白痴，真他妈的一群酒囊饭袋！”

当然，他之所以当着手下的众人面前如此失态，还不仅仅是因为成森白白送给了**一百多名热血青年，更重要的是他的左膀右臂丁处长已经在昨天投靠了日本人，这一下，无疑把军统的整个情报系统都**裸地呈现给了日本人。而在江石州还有一个是由丁处长单线联系的影子，这更让戴老板坐立不安起来。

“不行，”戴老板沉思了半饷，突然说道：“我要到江石州去一趟！”

新上任的毛处长一惊：“局座，这点小事还劳烦您亲自过问，让沈处长去一趟不就可以了吗？”

戴老板摇头道：“别看江石州地方小，但里面深藏着玄机，我不得不亲自前往。”

因为除了九江之外，江石州是距离万家岭最近的城市，又是日寇谍报人员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如果不亲自去处理丁处长叛变后的善后事宜，他悬着的那颗心则永远放不下。

“那要多派一些人手，最好给国防部打声招呼，让他们调集附近地国军担任警卫，毕竟，日军离江石州只有一步之遥。”

戴老板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那还不如发个号外，就说我要到江石州去了。散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