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突围时，我与赵六娃和另一青年与部队失去联系，从此离开了部队，却有家不能归。传来消息说，苏维埃政权成员、青年队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均为搜捕重点，县城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我只身在外躲避了四个多月，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反动势力的监督和仇视。1937年5月，刚回到家就被抓了壮丁，在马步青骑五军当兵直到1949年9月。

参加红军的永昌青年，也因红军作战失利，有的牺牲，有的失散回来。失散回来的大部分青年同样受到地方反动派的摧残和迫害，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拷打致残，有的被抓了壮丁，有的被抄了家。

部队突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军到永昌不久，拘捕了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群众称张老夫子）、警察局警长王澍民、区长杜富堂和县城西街上的徐寿山等，红军撤离时被押解到南泉刘家北庄，在准备再次突围前被红军秘密处死，埋在粪堆中。青年大队二中队的放哨人员踩出，便向黄部长做了汇报。黄经调查，证实了死者确系曾关押的张天佑等人。此事属九军某营所为，黄认为这样处理欠妥，但因形势紧急未及追究。

青年队员、司务长狄兴泰——

我起初是青年队队员，西安事变发生前夕，又从青年队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司务长工作。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曾有土地300余亩，车辆耕畜俱全，房产可观，是个中等好户。1929年3月，马仲英在永昌大屠杀，我家的牲畜、粮食等被掠走。春种时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了地主老财周之甲（当时商会会长）的小麦五石，算计当年秋天可以偿还。不料连续两年庄稼歉收，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这样还不能满足周家企图全部霸占我家房产和土地的欲望，从此两家发生债务纠葛。县官府与周之甲串通一气，我们诉讼无门。我与父亲狄万川就拉了周家的一头骡子为脚力准备去兰州告状，打这场官司。周发觉后派人把我拦截回家，父亲挨了县官府200大板后又被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这场官司之后，父亲对受剥削受压迫的老百姓有了同情心。他常用自己的一点文化，替城乡诉讼群众书写禀状，群众有了难解的惆怅也乐于找他。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举，父亲狄万川当上了苏维埃永昌县临时政府**。

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县城内各街道的墙壁上刷写宣传红军、宣传**、宣传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标语，也张贴过类似内容的传单。我清楚地记得在旧政府门内的大照壁上，红军宣传人员刷写了刚劲有力的“联俄联共，抗日救国”八个大字。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们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基层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各基层政权在选举领导机构组**员的同时，也推选了出席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除各基层政权代表外，县城内的市民，城郊农村的群众也参加了大会。尽管寒冬腊月，到处一片冰天雪地，但会议却异常热烈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