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待遇怎么样啊？”

“什么待遇？”

“在北大工作的待遇啊！”

“哦，”胡适点点头，“家里有保姆，有车夫，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开支，一个月也就一二十块大洋吧！”

“那么便宜？”

“对啊。开支不算多大。”

“对了，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啊？”我说，旋即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只是很好奇。”

“几百块大洋吧。”胡适笑着说道。

“那么多！”我吃惊地说道。

“我只是个系主任，教授的工资更高！”胡适看着我说道，“所以说啊，在这一行还是很不错的。你只要好好干，几个月的工资就能在北平买个四合院。对了，你说你是美国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你拿你的毕业证来，我说不定能给你在北大找个工作呢！”

“不用了，不用了！”我连连摆手说道，“我那个大学真不怎么样。”

我和胡适在北平转了转大街小巷，最终找了一个小四合院，离北京大学不远，月租也还可以。由于我身上没有多少钱，胡适先生于是先帮我垫上了两个月的房租，以后我赚钱了还给他。

由于《独立评论》还处于创刊筹划阶段，这几天在北平倒是没什么事情干，就一直在北平四处晃荡着。

就当我在北平无聊待着的那几天，经常会看到各种报纸关于东北抗战的消息。马占山归顺了日本人，竟然当了伪满洲国的将军。我也是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马占山在历史课本中找不到了。

历史就是这样，要么在历史的纪念碑上，要么在历史的屈辱柱上，要么，就是化作历史的尘埃。

而化作历史尘埃的一般都是大多数。

但最终还是浪花淘尽英雄，都付笑谈中。

总之看了那么多的历史，尤其是和胡适交往的这几天，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我想，我来到这里，不应该仅仅是在北平等待抗战爆发，等着八年，到抗战胜利，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能力，虽然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但是总能够……总能够避免一些东西。

“对，”我在心里说，“总能够避免一些东西。”

不久，上海爆发了第一次上海保卫战，北京大学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抗战**和抵制日货的活动。而我对这次战役有一点印象，记得好像是中国军队胜了，虽然胜利了，但是最后还是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正好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开刊发行，我在评论上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必胜的，但是因为情绪太过偏激，不符合《独立评论》目前一些编辑的主流观点，发行的时候，胡适卖我的面子，说可以通过，毕竟是自由独立的评论嘛，但是当给各个编辑传阅的时候却惹了麻烦，几乎九成以上的编辑都不同意刊登此文，胡适也没办法，因此文章只能被拿了下来。

在胡适邀请的《独立评论》撰稿的人中，包括傅斯年，翁文灏等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不惜出卖领土与日和谈的主张。

额，这些人……

说实话，他们已然被日本国力和军力吓破了胆，如果说他们是汉奸，确实不合适，说他们是爱国吧，更不是。与下层的那些学生相比，这些文人都有过留学的背景，包括现在的何应钦和蒋介石，是在日本军校中深造出来的，蒋介石还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都是知根知底。

他们同样熟读中国的历史，心里明白，在中国历史中，像石敬瑭这样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我曾经幻想，如果我不是穿越过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民国，是否也会是那种保守的观点。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的。

后来在第一次上海保卫战胜利的气氛中，南京的**政府和日本人私下签订了城下之盟。

就像是鲁迅弃医从文一样，我决定弃文从军。

这个想法产生之后我就想到了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我知道在抗战爆发之前，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喜峰口就打的日本人闻风丧胆了。

于是我先跟胡适打听了关于二十九军的消息。

“二十九军？”胡适奇怪地说道，“是哪个部队的啊？”

“你不知道吗？”我想起了老马的话，“参加过中原大战，军长叫宋哲元的。”

“你是说的西北军吧，西北军里有一个叫宋哲元的军长，不过，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打败，部队已经退到山西了。据说是收在**的旗下，你说的那个宋哲元军长，他现在是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

“哦。”我点点头，“原来如此啊。”

“怎么，你那里有亲戚？”

“额，有，”我说，“我一个哥哥在那里，我想去找他。”

“干嘛不写信给他，让他过来，”胡适说道，“现在兵荒马乱的，听说那个第三军穷得很，现在在山西，寄居在晋东南，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让你兄弟过来，也好有个照应，别当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