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祝庸之的课还是得在教室里讲。

教室里座位有限，最多只能坐得下五十来个人。

除了进修班的学员之外，党校的教员加上市委组织部和市纪委的几名干部都只能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旁听。

祝庸之是在丁浩的陪同下走进教室的。

进修班的学员全体起立，祝庸之只微微一点头，便走上了讲台，轻轻道：“坐下吧，上课了！”

祝庸之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官德修养”，然后拍拍手，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讲官德修养。在讲课之前，我想先发表一个个人声明。”祝庸之拿出一张纸来，朗读道：“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如有不当之处，可以立即予以反驳。”

教室里一片交头接耳。

上课快三个月了，还是头一次有教授发表声明，请听课的人进行反驳的。

祝庸之上课与其他党校教授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和学员们互动，在讲台上讲着讲着，会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来，甚至点名要学员来回答，让听课的人不得不跟着他的讲课思维走。

当然，大家愿意听祝庸之讲课，并不在于他讲课的生动有趣，更在于他讲课有思想，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这样的课一讲出来，学员们听着听着就会感到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淋漓痛快。

祝庸之开篇第一句就是一个问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大概是黄平的秃脑袋比较显眼，祝庸之先点了他来回答，黄平摇摇头说，不知道。

“你呢，你知道吗？”祝庸之又问坐在前排的季萍媛。

季萍媛脸一红，说：“好像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说的。”

温纯举起手，回答说：“明朝清苑县知县唐成。”

“好。”祝庸之点点头，又严肃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搁在那个朝代，大概也就是一个七品左右的芝麻官吧。我请问，如果你们不当官了，回家卖红薯能养活一大家子吗？”

底下一片哄笑。

祝庸之这次没有点人来回答，而是说：“我想大家的哄笑已经回答我了。卖红薯不是你们的专长！这好比我老夫子当不了官，只能在这里跟大家磨嘴皮子挣口饭吃，课讲得不好，大家把我轰下讲台，我就没有饭吃了。同样，当官是你们的一个职业，所以，你们必须把官当好，否则早晚会被轰下台去，砸了自己的饭碗。”

教室里寂静无声，只有祝庸之的声音在回荡，时而轻缓如清风细雨，时而急促如暴风骤雨。

祝庸之首先论述了县官们的特殊性，他说：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在中国一直是独特而重要的区划。相对于中央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来说，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

在民间，你们常常被称为“父母官”，这个叫法似乎有违“人民公仆”的官方定义，但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折射出你们身上所承担的现实社会责任。你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关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一方百姓福祉，也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

祝庸之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座所有的听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