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钦克上校同时在负责对满洲**和抗联过来的同志，进行短期培训，但是以他的标准来看，这些培训出来的人员，可能勉强能满足工作的要求，但是绝对谈不上是优秀，满洲**送过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戴着眼镜的党务工作者，善于鼓动宣传，也有文化，但是往往手无缚鸡之力，更别提擒拿格斗、枪支使用、定向越野、跳伞什么的，而抗联过来的人，身体素质、野外生存能力都要强得多，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又太差了，仅仅一个教他们收发报和照相，都要把教官逼得抓狂，而在语言交流上面，满洲**的同志，在日语俄语方面都还勉强说得过去，而抗联的几乎很少精通这两门外语，如果张思然真的如伊万诺维奇大尉所说的那样，精通德语日语英语，又读过满洲国的“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级学校”这两所学校，又有过近三年的，跟随他父亲当交通员的经历，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间谍苗子。

伊万诺维奇大尉又介绍到，他父亲去世后，他就没有直系家属了，他的母亲早在8年前就病逝了，所以他十岁就离开家乡去了上海。

伊利亚钦克上校脑子里盘算着，而且随着他父亲的死去，他再没有直系亲属，就更符合要求了，没有人认识他的过往，那么张思然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人能揭穿他。

伊利亚钦克上校就说：我会给边防支队打电话，让他们下令你们不要把人送到边防支队去。另外，伊万诺维奇同志，你要保证让他与中国人接触越少越好。

伊万诺维奇大尉就问：那是否直接送到你们这里来。

伊利亚钦克上校急忙阻止：不能送过来，我们第四科的中国同志有康根成、周云庭、苏子元、范传甲、王光禄。对了，苏子元长期负责二卡和你们阿巴该图等地的地下交通线，很可能见过张思然和他的父亲，他与你们接触较多，你注意不要让他见到张思然。我会尽快赶到阿巴该图来的。

伊万诺维奇大尉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到：苏子元已经于1938年2月4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1）

伊利亚钦克上校轻轻地“啊”了一声，苏子元是他在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的同事，但是他的行踪自己也不能随意打听，没想到已经被关押近半年了。

2.

张思然现在吃住还是在关押他的那个小房子里，但是他也注意到，虽然他没有行动自由，但是无论他的饮食，还是看守他的士兵对他的态度，都有了细微的改变，饮食方面他完全是按照一个苏军士兵的标准，给他提供的这一切都是站长安排的，除了大小便可以出去上厕所外，其他时间还是必须得待在屋子里，但是守卫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粗暴的推搡他了。

张思然，只要一躺到床上，脑子里面就不由自主会想起，他父亲的身体被伪满军巡逻队员，把双腿倒提着在地上拖行的画面，他父亲的后脑和后背一定被沙石摩擦的很痛吧？虽然那时候他的父亲应该已经牺牲了，据说人一旦死去，就不会再有任何痛苦，但是张思然总是感觉父亲应该很痛，他用力掐着自己大腿上的肉，这仇一定要报，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伪满军人，他至少要亲手杀死200个，才够祭奠他父亲之数。

他已经决定了，只要一从边防站放出来，他就去投抗联，他不怕钻深山老林吃苦，只要能报仇，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这时候，关押他的小木屋的门打开了，阿巴该图边防站站长伊万诺维奇大尉开门后后退一步，站在门边伸手做出请的动作，接着一个军官走进了小木屋。

这是一个当时被称为“上级首长”的苏联红军上校（边防军应该称作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并不属于苏联红军），他的军衔领章上是代表上校军衔的三颗长方形军衔标志，同样是镶了三道金边的，他的军衔袖章为角向下的红色角形饰条，佩戴在军装的袖子上。与边防军官不一样的是，这没有穿军大衣，而阿巴该图边防站的军人由于经常夜里执勤或设伏，江边树林里夜间很冷所以早早就穿上了呢大衣。

也许因为伊利亚钦克上校在中国当过多年的武官，所以眉目间少了军人的肃杀之气，多了几分平和，但是考虑到他作为格鲁乌的军事情报人员，可能这也是他很好的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