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过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启程离开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签判任了。

　　弟弟走后，苏轼又开始回味与弟弟子由的相处时光，“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是苏轼作的《初别子由》诗中所言，在苏轼眼里，子由不单单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贤友。

　　不过，这世上的否泰之事，该来的总会来的。

　　熙宁十年的八月二十一，决堤而出的黄河水已抵达徐州城下。

　　但在身处汴泗最下游的徐州百姓眼里，这些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都想着不出几天就会水落石出。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作为州守的苏轼，也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是觉得原本清澈的泗水变得浑浊而已。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这是苏轼在次韵吕梁屯田郎中员外郎仲伯达的诗句，说明当时的水势已十分迅急，本来重九还想约仲屯田一起登高赋诗，但由于大水的阻隔已经不能实现了，只好以诗见寄了。

　　吕梁，在这里并非山西的吕梁。北宋时，吕为宋邑，县对泗水河，上有石梁。吕梁就在彭城东南五十七里，大约是泗水流至吕县，积石为梁也。

　　好朋友王巩屡次相约重九见访，可久等不至，苏轼正好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心境，在大水围困的徐州城里，他只有将书信交给将官梁交带去京城了。

　　提点京东路刑狱的李清臣将调任史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由孔宗翰前来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师向朝廷举荐过苏轼，想让皇上召回苏轼以禁内，但都没有实现。在老李的任命下达之后，苏轼于台头寺的雨中作诗相送，还让李邦直也呈给孙洙一读。

　　“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这首诗后被理解为，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指出秦的过失，苏轼将自己比作汉朝的贾谊，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馆职后，将自己仁宗朝时所进的二十五篇论载入国史，来引起统治者的警示。不管咋说，诗中透露出此时苏轼对于朝中的变法仍是耿耿于怀。

　　刘攽（字贡父）被罢了曹州任，将要调去管理朝廷的仓库，离开前有恋恋不舍之意。

　　苏轼觉得，刘攽在曹州平盗有功，朝廷不该如此。大家都在为他鸣不平，因此苏轼就在驿站的书信里附笔致以慰问。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深达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山，从上游而来混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在此沉积下来，竟然清澈见底得可怕。水面竟高于城中地面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面的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惊慌失措，整个徐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苏轼实地走访后发现，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

　　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五百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面对此种天灾，苏轼在征求当地父老与年长者的意见后，赶紧召集精装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开始日夜不停地修筑堤坝。苏轼采纳老人们的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十月初二，京东路安抚使闻知苏轼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迹，特上奏朝廷给苏轼请功。

　　过了三天，黄河水渐退。

　　当初大水压境之时，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户均争欲出城避险。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临阵高呼曰，假如你们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将民心动摇，那么我与谁来共同守城。没有人守城，徐州城将会毁于一旦，到时候你们这些富户的家产也将会不保！请大家相信，只要我苏某人在，水就绝不会败城！

　　于是，遣人将富户们都劝回城里，人心始安。

　　苏轼身穿蓑衣，拄杖穿梭于雨中，亲往各个抗洪点查看，路过自己家从不回去。各处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民，都被苏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纷纷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惧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惧之，这不正是我们效命家乡的千载难逢之机吗？

　　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