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

　　二月初四。

　　苏轼突然忆起他一向颇为敬重的从表哥文同，就是那位给自己寄诗“北客若来休问话，西湖虽好莫吟诗”的知心兄长。

　　兄长文与可如今正出守洋州，洋州宋时属利州路，为武定军节度，后来属汉中府，也即今天的“朱鹮之乡”洋县。

　　表兄弟二人一个在远在陕南，一个身处山东，苏轼除了无尽的思念之外，就是将表哥文同写的《洋川园池三十首》从头到尾全部唱和了一遍。文同这三十首诗全为五言绝句，用韵多为仄声，而苏轼的和诗皆为平声，且均为七言绝句。

　　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关于苏轼与文同的老表关系，其实并非真正的亲缘关系，只是极言其亲近之意。在苏轼给张方平的信中，也曾把自己称为“从表侄”，也是这种情况。

　　二月十九日，朝廷上将苏轼赐予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同被赐予的还有一直与苏轼极为友善的王顗（音逸）和幼时蜀地的同窗程建用（字彝仲）。

　　润州已八十多岁的刁老爷子刁约（字景纯），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

　　“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在这春日里，苏轼想起了藏春坞此时应是满园姹紫嫣红的景象，而这一切正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向往。加之对于刁老爷子的敬仰之情，苏轼就写了首诗，寄给了刁景纯表示问候。

　　接着，苏轼还约了密州通判赵庾（字成伯）等前往密州有名的邵家园——藏春馆里赏了暮春的残花，在园里激情澎湃地赋了一首《临江仙》词。

　　自从苏轼在官舍里作台于囿，取名超然台后，遂令身边的好友诸公分别作赋以寄怀。

　　先是文同寄来了自己作的《超然台赋》，苏轼在文后认真地做了跋，接着是鲜于诜与张耒也寄来了自己的赋。张耒本在临淮县（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部）任主簙，苏轼就让刘贡父前去捎信，让张耒也一并作赋。京东路提刑李清臣（字邦直）亲自来密，送来了自己所作的赋，苏轼收到后专门刻石并跋。

　　司马光老先生没有作赋，大概是因为年老体衰之故，但老先生还是寄来了《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

　　四月十八，身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的苏轼有感于去年春夏之交时的东武大旱，当时苏轼又代表官府前往常山祈雨，不出意外地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于是，在这一天，苏轼作了一篇《雩泉记》，还在记文的结尾处作了一首名为《吁嗟》的诗，留给东武的百姓们传唱，让他们唱着歌来祭祀山神，此诗还告诫当地的官员们不要“堂堂在位，有号不闻”。

　　过了几天，苏轼不经意间听说了出知成都的冯京的事迹。

　　这位“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冯京（字当世），曾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渭州，后因在茂州夷叛，被徙知成都府。

　　当时的蕃部听说冯京前往征缴的兵马到了，纷纷出来请降。此时朝中有人建议派重兵荡平蕃部的巢穴，可冯京不从，而是在请示朝廷后，为防止蕃部的再次侵掠，就赏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农具及粮种，让他们回去自食其力。这些夷人非常高兴，争相献出自家的犬豕并割血受盟，愿意世代为汉藩。

　　苏轼听说了冯京的这些事迹后，对于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妥善解决相对棘手的民族纠纷事件，心中顿感荡气回肠，遂赋《河满子》以贺。

　　对于表哥文同，苏轼又去信求《超然台》诗，想让表哥用草书写出，得到后刻石置于超然台上。

　　苏轼在信中告诉表哥，目前的安南、代北形势动荡，朝廷上下都正忧心于此。自己前段时间向朝廷求调齐州，想与弟弟苏辙共事一地，但最终是没有弄成。不过，年底自己的密州任期将满，苏辙也将换任，到时候回京城时就向朝廷申请回乡任职。

　　苏轼还说，自己非常羡慕表哥在洋州的池水园林，而密州是那样的简陋。好在城西北有个送客的亭子，视野开阔，下临潍水，正准备重新修葺一下，想取名“快哉亭”。要是表哥能为它作首诗，那是最好的。

　　其时，刘攽（字贡父）知曹州，李常（字公择）知齐州，而苏轼知密州，三位朋友虽俱在齐鲁之地，但只能是书信来往。在信中，刘攽常将苏轼与李常称之为现代版的“苏李”。苏李诗，是托名西汉苏武，李陵二人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10多首。最早选入萧统《文选》，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将城西北的送客亭修葺完成后，文同与苏辙的《快哉亭》诗也是如期而至，这是令苏轼最为开心的时刻。

　　宋时东武（诸城的旧称）有个旧俗，就是每年的四月，当地的百姓均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他们会用当地盛产的芍药花供奉佛祖，特别是今年，来的人最多，供奉的芍药花也最多最好看，粗略统计有七千余朵。这些花中有朵白色的芍药花最为特别，正圆如覆盂，姿态绝异，独出于七千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