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来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收藏一些古人书画有何了不起的！

　　而有些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著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的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此人擅长于文辞，执著于研习《六经》，有意思为搞清楚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家父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著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开始绽放了。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这位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10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此人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著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

　　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吉祥寺里面对万民同乐的场景，除了满心欢喜之外，还给苏轼说了自己对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编纂的书让宾客们传阅。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治理河道的书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