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称奇的是，沈括不仅能作为一名政客混迹政坛、参与变法。作为一名外交官，出使辽国也能寸土不让。作为一名军事家戊守西夏，其功名与战绩亦能声名远播。老沈还在数学、磁力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历法、地形、地图、水利、医药、经济、军事、音乐、书画等等领域，都有着无比精深的研究。

　　沈括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的命名，在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即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甚至还撰写过音乐方面的专著《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著作，可惜没有流传到现在。

　　这种“达芬奇式”的全才，用石油大量制造并命名为“延川石液”的墨块，就连苏轼用后都评价其“在松烟之上”。只是因为后来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需，挤兑了苏轼，令我们的“苏粉”们不满了。

　　好在此时将要外任的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还并没有什么恩怨。

　　后来的沈括，也有了和苏轼一样的经历：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到随州后，寓居于法云禅寺，无亲无故，且行动受到很大限制。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忧伤、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不过，这种所谓的“悔意”是否与苏轼的遭遇有着关联，我们却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在存世的苏诗中，鲜有沈括的影子，更别说诗词的唱和了。

　　苏轼与沈括在馆阁中作为同事在一起的日子是极短暂的，随后，苏轼即将到沈括的老家杭州任职了。

　　七月间，苏轼将要离开京师，因此有许多朋友要一一辞别。

　　首先是王懿敏公王素，是苏轼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从在成都是结识，到今天离开京城要到杭州赴任。

　　苏轼来到了王大人位于京师的府上，与之饮酒到黄昏方散。

　　席间，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当时的时事。王公愤愤地说，我已年老了，恐怕看不到新法遗留下来的害处了，你要好自为之，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苏轼离开京师前夕，又当面辞别了李大临，想当年张方平按照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老张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人感情，张方平顺带着把苏辙也带到了陈州，出任陈州教授。

　　所以，苏轼当面告诉李大临，这次赴杭州，要先到陈州与张大人和苏辙在一起住上一段时间，好好地叙叙旧再喝上两杯。

　　当苏轼到宰相曾公亮处辞别时，曾公亮发自肺腑对苏轼说，我受知于张公（张方平），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是全凭张公的恩德啊！后来，苏轼见到了张方平时向其打听这件事，张公颇为惆怅。过了好久才说，我当时是秘密地推荐曾公亮，当时绝对没有人知晓此事。

　　——难道说是仁宗皇帝告诉他的吗

　　苏轼这才知道，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多么的信任与倚重张方平大人啊！

　　苏轼在杭州通判的任命下达后，去向朝廷谢恩之时，在殿门外遇到了同日上朝谢恩的临淮郡通判赵庾（字成伯）。临淮郡，郡治在今天的江苏泗洪县南。

　　赵庾这个人，苏轼早就相识。

　　那是在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到了眉山，两人从此结识。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作诗极少，但有时也会稍作一点。

　　据苏轼自己写给友人的心中吐露，之所以有时候会偶尔再写几首诗，主要是自己的情志不够畅达，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抒发情怀的渠道而已。

　　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堪称是君子之交的好搭档。

　　王驸马常会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比如茶叶、药物、宣纸、笔墨、砚台、鲨鱼皮等物品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回想在京师上班期间，苏轼常常到静因院去参悟惟湜法师的高妙言论与超绝境界，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仍是念念不忘，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政务的羁绊，真想再次去聆听大师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