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

　　王安石“募役法”所要变革的役，便是差役、职役。所谓职役，即乡户应征至州县衙门充任公人，或者在乡村充当基层行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治理基层。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募役法也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此法令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为日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老王想破脑袋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劳动人民和历史长期以来演变而成的！

　　6.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颁布此法的起因是素有河北“粮仓棉海”之美誉的肥乡县，按田赋征税底册征收税赋，根本就无法征收到位。河北转运使杨偕面对这种现实，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税赋收不上来没法向朝廷交代，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征收又唯恐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动乱。

　　恰好时任大理寺丞的郭谘与杨偕私交甚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偕说：“处理这件事并不难，如果让我走一趟，可以马上解决。”杨偕非常高兴，马上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借用郭谘到肥乡县承办棘手的赋税征收事宜。皇上准奏并派遣秘书丞孙琳做为副手协助郭谘摄肥乡令。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郭谘上任伊始，即与孙琳深入肥乡县的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征求百姓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实际丈量土地，根据占有土地多少确定税额的方案：方田均税法。据《肥乡县志》记载，当年肥乡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400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100家，收取逃漏税款80万，逃亡的农民又重归故里安居乐业了。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减少了隐田逃税现象，丈量出大量隐瞒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而且方田均税法采用梯级纳税，比较科学。方田均税法虽然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7.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

　　北宋时期，因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田多荒废。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颁行农田水利法，派出各路常平官专管此事。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洫利弊，且行之有效，可按功利大小给奖。还奖励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此法令在颁布后的七个年头里，当时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在“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17093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36177888亩。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但从上表可见，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是水利荒废的重灾区。

　　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

　　在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地区，水利设施的广泛恢复带来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广泛迁入和安置，灾荒年间产生的灾民很多也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契丹、陕西、河北、湖北、淮南、河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

　　人口得以上升，带来的是荒田纷纷开垦。由于水利的兴建，这些地区得以建设大量水田，种植水稻，人们由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对于水源的使用，宋神宗时代也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来确保农业用水。

　　经过农田水利法的改革，京西路的河洛、汝颍、唐邓等地，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