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自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时，到了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害怕而不敢通过。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可能有恐高症也。

　　只见章惇信步轻易就过去了，这还不算，又用一根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在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写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彩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等于变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插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人也常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

　　此诗是韩愈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离徐州去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而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诗中“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时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宋时三司副使简称。

　　但又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人，苏轼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说明了一下。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只见正向外涌出甘冽的泉水。

　　相传，此泉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赐名润德泉。

　　中秋节前四日，时兼凤翔府府学教授的苏轼，夜宿府学值夜。

　　夜里做梦梦见与弟弟苏辙同游终南山，作诗数十首，梦中感觉皆属妙语。醒来后，苏轼只记得一句是“蟋蟀悲秋菊”，于是当场就和了自己的这首梦境诗。

　　本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写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前六首，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朝人的王文浩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逐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两位大人尚存有“文人相轻”的嫌疑。

　　王文诰，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缀，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

　　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因此，评论一个纪晓岚，我们认为还是够格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秋，西夏军大举侵犯西部边境的静边砦。

　　当时的转运使兼任一路的经略使陈述古与副总管刘几议的进兵意见不合，军队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边境地区的居民更是惶恐不安、人心汹涌，震动了三辅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