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春天，老苏父子三人正式动身。

　　过成都时，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说明苏老泉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还修书一封，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六科考试。

　　六科：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

　　唐六科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到了宋景德、天圣年间时，其六科为：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博达坟典，明于教化；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详明政理，可使从政；五、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六、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到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及海南时的绍兴年间，又以文章典雅、节操方正、法理该通、节用爱民、刚方岂弟、智勇绝伦为六科。

　　对于六科这种“小儿科”，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笔迹。

　　卢楞伽，一作棱伽，唐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自汴入蜀，为画圣吴道子弟子。画风细致，咫尺间山水寥廓，形象精备。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初(75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颜真卿题字，时称“二绝”。

　　嘉祐元年三月是闰月，闰三月，三苏父子从成都启程，走陆路，经过剑门关，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游览了崇寿院，再经扶风县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走到河南府的渑池县，在一个县中寺舍里留宿时，还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

　　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五六月间终于抵达京师开封。

　　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耕文轩主人认为，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没有舟行闲适，写诗极为不便，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什么一个有别于我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提及），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当，苏洵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然后又将所作的《洪范论》、《史论》呈给欧阳修。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如获至宝、大加称赞，称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朝廷发榜，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等人考试开封举人。

　　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师道字贯之，吴县（今苏州市相城区）人，范仲淹的老乡，侍御史。

　　王畴字景彝，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

　　胡俛字公瑾，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韩彦，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贤校理。

　　立秋后，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应开封府解，着苏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彦祖）、顾临（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试景德寺。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王禹偁曾孙。

　　顾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胡宗愈，常州晋陵（今常州市区）人。

　　参加考试前，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馈赠，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

　　诸葛笔，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诸葛氏制笔有术，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