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3]

《山海经》也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等，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其《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4]并在《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

最早整理《山海经》的西汉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认为此书是三代时所作。他说：《山海经》这本书，产生于尧舜禹的时代……禹把天下划分成九州，益与伯翳等人区分万物的本质，写出了《山海经》。刘歆这一说法是受到《列子》的影响。《列子·汤问第五》中，夏革回答汤的疑问，提到了五座大山及山上的特产，此外还有怪异之物，这和《山海经》记载地理、特产以及怪物的写法相似。同时，《列子》中又说这些怪物是大禹治水周行天下时亲眼见过的，他的臣子伯翳了解这些怪物，夷坚听说之后把这些怪物记了下来。因此，这种说法就影响到刘歆以上的论断。其后，王充《论衡·别通篇》、赵哗《吴越春秋》等都持这种观点。

大约是从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叶，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山水物志。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校时，才合编在一起。宋人胡应麟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

全书18篇，《山经》五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海外经》五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五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俗。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

山海经《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使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就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并在《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到清人编《四库全书》，则说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

《山海经》方位图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但所列仅目，内容早佚。传世山海经》虽然不是纯粹的地理书，但其地理学内涵是第一位的，它从各个方向有秩序、有条理地记叙各地的地理特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

首先，《山海经》有自然地理记述。这包括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山，如“堂庭之山”、“杻阳之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等，而每座山的命名是根据山的地貌而定的，这些山也体现了山系的走势；以及极其丰富的水文记载，河流大都记明了源头和注入之处，河流的发源地可以在某一山麓，而它的注入处却远离此山，记述者对于水文记载时也注意到河流干流的全貌，河流的经由虽不见记载，但是若干干流如黄河、渭水可以及许多支流流入其干道的情况了解到它们的大致流经区域。《山海经》记载了伏流河和季节河。“潜行于下”的河即伏流河。

其次，《山海经》还有人文地理记述。《海经》部分大量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区域的社会人文风俗、经济发展、科技成果等。有许多关于先民对于疆域的开发，如《海外北经》提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因此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