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终止停火是针对杜勒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此前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终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主席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战的消息抢先发表在报纸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对此也无异议。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将中共计划停止炮击金门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报》上。起初,中共并没有责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还记录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报道刊登后的第八天,主席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并让他向台湾转述“只要蒋介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的意思。甚至毛泽东还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报》的报道,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但却收录进了多年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曹雷:可是从国家保密这点来看,总理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击金门后一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来年谱》里出现。至于曹聚仁为什么要将密使消息公布在报纸上,也许可以从多年后他写给好友费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
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门病逝,为两岸统一痴等了一辈子的他就这样客死异乡。
蒋经国青年军干部沈诚秘密北上接触叶剑英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诚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
沈诚在拿到请柬后的第三天去了趟台北,面见蒋经国。他回忆了这次与蒋经国的会面。
经国先生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他不鼓励我“违法”。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他又嘱咐我,以党员身份到中央党部“陆工会”向白万祥主任报备一下。临别时,经国却例外地交代了我一个私人任务,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片等。
得到蒋经国批准,北上赴会的沈诚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叶剑英特意找到沈诚,询问蒋经国对台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溪口访问。
宋小瑞:向邓爷爷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完了他就讲,我是反共的。邓先生抽了一口烟,停了几十秒,然后用非常浓的四川话讲:反共不要紧,只要不反华就行。沈老认为邓先生特别伟大。
1987年的春天,沈诚再次来到北京。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来到他的住所。经过六年的沟通互动,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写一封密函,请沈诚转交蒋经国。密函由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期的同窗杨尚昆具名签署。
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甚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
这封信的行文,已是双方多次沟通后的成果,算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的谈判应依国共两党对等的原则进行。根据沈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蒋经国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见过沈诚。谈话中,蒋经国虽然觉得中共有些操之过急,但函件中所体现的方针原则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国民党陆工会来筹备与大陆谈判的工作。就在这次会面后的三个月,台湾陆续解除党禁、报禁,并宣布从当年的7月20日起,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而跟随蒋氏父子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的国民党老兵们,也在这年的11月等来了允许回大陆探亲的消息。
那天,蒋经国先生的精神很差。脸上更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浮肿,音调也十分低沉,说话时口齿也有些欠灵。我见此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看看我,说,今天找你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下一拨正式去北平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决定,你可以多留几天,过了元旦才回去。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带着尚未来得及圆满的国家统一梦,在台北病逝。
1988年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刚过头七之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在继任“总统”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叛国罪”对沈诚提出诉讼。沈诚被迫将七年来的密使经历和盘托出。尽管最终无罪释放,但沈诚从此无法再为两岸穿针引线,和谈再次无果而终。
台湾蒋家王朝谢幕学者南怀瑾成两岸新桥梁
1988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带着三十多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发表联署公告,希望将来能用文化统一中国。但就在这一年以后,台湾发生变化,国民党不再是台湾唯一的执政党,
1988年1月31日,南怀瑾从美国迁到香港还不到一个星期,一位40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就找上了门,他就是南怀瑾当年在成都军官学校时的老同事、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贾亦斌此行来香港正是希望借助南怀瑾的影响力,在两岸间搭建一个新的密使平台。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大陆事务,1990年10月,台湾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由李登辉亲自担任主任,并成立半官方的民间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专职与大陆接触,台海上空的紧张气氛眼看着慢慢和缓起来。1990年12月31日,在南怀瑾的引荐下,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在香港南怀瑾的家中见面了。此后几年里,双方往来频繁。
1991年12月6日,为对应台湾海基会的工作,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至此,两岸间的交流沟通均由海协会和海基会出面协调。两岸在隔离42年后,终于建立起了通往彼此的沟通管道。
1993年4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两位老人身上,他们就是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他们这次在新加坡的会面被世人以“汪辜会谈”为名载入史册。
在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中,南怀瑾曾经亲笔起草《和平共计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和平共计、祥化宿怨,二是同心合作、发展经济,三是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建议书发出后,大陆方面作了认真研究,表示肯定,然而没有正式回复。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从此,南怀瑾退出两岸密谈。
幸运的是,在两岸努力下,南怀瑾一直以来希望的两岸“和平共计、协商统一”的美好愿景,后来还是有机会得以实现。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胡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与应邀到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这是一次跨越60年的会面。对所有密使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
向这些爱国,渴望国家统一的密使致以应有的敬意。
国庆节!
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