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邹士夔背一个硕大的书包，里面装满新印的传单，骑上自行车，驮着两摞传单，匆匆往杨树浦军工路沪江大学方向赶过去。他路过南京路，被熙熙攘攘的人群阻挡，忽然天空飘下雪片，仔细一看都是传单，纷纷扬扬，从永安公司楼顶撒落。行人纷纷抢着看，路上乱成一团。由远及近传来叮叮当当的铃声，一辆有轨电车慢腾腾驶过来，一名女学生不等电车停下，跨步攀上车门。她没有挤进车厢，而是右手拉住门框，让大半个身体悬在车外，左手从随身的书包里摸出一把传单，高擎起来，让风吹起一片片纸片。她穿一件月白色布褂，下着黑色过膝百褶裙，长统麻纱袜子黑皮鞋，阳光打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照得晶莹透剔，宛如散花的仙女。

邹士夔看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望着远去的电车发力猛踩自行车。他赶上电车，正好此时女学生的传单撒完了。

“同学，给你！”邹士夔从书包里抽出一叠传单，分给她一半。她嫣然一笑，接过传单。两个人一路结伴，一起抛撒传单。

警笛响起，公共租界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因其戴红头巾，故称红头阿sir，谬传为阿三）挥舞警棍追赶过来，邹士夔故意当着巡捕的面把最后一叠传单抛向空中，然后龙头一拐，离开电车向小路窜去，成功地把巡捕引向自己。等到他摆脱巡捕追赶，回到南京路，再也寻不见电车女生的影子。

邹士夔满头大汗，却品尝到极度的刺激与兴奋，同时一种说不清的情愫让他怦然心动，却又怅然若失。他想起自己还有正事，于是继续赶路。

沪江大学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美国教会史学家赖德烈的名著《**在华传教史》一书的开场白写道：“如果旅行者从上海进入这个国家， 在郊外他的轮船就会经过一所学校的建筑群，他会被告知这是由美国浸礼会办的沪江大学。”进入校门赫然遇见一座石碑，其上十字架将空间切成四部分，分别镌刻“信、义、勤、爱”四字校训，中心放置一本书，寓意知识因德行而发光。校园四周满栽柳树和四季常青的灌木，校场的**是一望平坦的大草坪，错落布着二、三十幢洋楼，浓荫之中红色墙砖配白色大理石柱子，十分醒目。在茶余饭后的时光，学生们或三五成群，或则一个人，在黄浦江边散散步，在草地上坐一会儿，看天上的夕阳和白云，听听江里的潮声，俨然是一幅从弗吉尼亚移来的世外桃源景象。

邹士夔穿过校园宽阔的草坪，与一个熟悉的学生打招呼：“东子，赵正轩老师在宿舍吗？”

“没有，他去思雷堂参加俄国文学讲读会，他们每周定期都在那里聚。”

邹士夔折回来，在思雷堂门口停好自行车，背起大捆传单，上到二楼教室。教室里正在上课，邹士夔从门上的小窗向里面张望，看见老师赵正轩正在与学生热烈讨论。赵正轩30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壮实微胖。他穿深灰色粗花呢西装，没扣领带，衣领敞开，正讲得起劲，脖子与面孔泛起潮红。他在沪江大学商学院讲社会学，又是课余兴趣班“俄国文学讲读会”的带教老师。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社团，实际上是左翼进步学生骨干的联络会，而赵正轩就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邹士夔敲敲门，赵正轩回头看见他，起身打开门，接过他背的传单。

“辛苦，这么远的路让你送过来，现在印传单太难，当局严禁各家印刷厂替学生印传单，还是你有门路有办法。”赵正轩掸去邹士夔身上的灰尘，招呼大家，“下周**的传单都印好了，大家分头领一些，分发给撒传单的学生。”